我們的地緣政治對手更接近矽谷人所謂的「創辦人」，而非傳統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命運和身家財產與他們所監督的專制國家緊密相連，他們的行為就像國家的主人一樣，因為他們和國家的未來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因此，他們對國內大眾的需求和要求有更強的警覺心也更敏銳，就算他們會無情且惡意地忽略那些需求和要求。所以，無論是商業還是政治，掌權者永遠都在和反抗的力量彼此較量。

1989年，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一篇文章，後來那篇文章延伸成一本書：《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時報出版）。他在書中闡述的世界觀影響了未來幾十年國家菁英對大國競爭的思想。柏林圍牆倒塌前幾個月，福山宣布，我們已經走到「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民主自由已經成為「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 福山的主張很有吸引力，就像英國政治哲學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所言，「大國之間單調、無意義的循環」其實只是一種幻覺，歷史確實有一條潛在的軌跡可尋，即使這條軌跡可能有曲折的發展。 然而，我們絕不能自滿。民主自由的社會若想取勝，不能光訴諸道德，也需要硬實力，而本世紀的硬實力建立在軟體之上。

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曾先後在耶魯和哈佛大學教授經濟學，他深知研發武器技術的進步與這些武器對政治結果的影響之間有什麼關聯。1960年代，美國在越南的軍事活動日漸升溫之際，謝林寫道：「必須預見可能出現的暴力，才會有威懾的效果。」 「製造傷害的能力就是談判的籌碼，外交利用的正是這種能力。這是殘酷的外交，但仍是外交。」謝林這種現實主義的優點在於它不帶情緒，把道德和戰略分開來看。正如他所言：「戰爭向來是談判的過程。」

在討論某個政策是否公正之前，我們得先知道我們在談判桌上有什麼籌碼，無論是武力談判還是其他形式的談判。當代國際事務的處理方式往往明確或暗自假設，只要自己的立場在道德或倫理上是正確的，就不必面對一個讓人很不舒服卻極度重要的問題：和地緣政治的對手相比，哪一方更有能力傷害對方。當前這個時代以及許多政治領袖一廂情願的態度，最終可能將導致自我毀滅。

當其他國家積極發展之際，許多矽谷工程師依然反對參與開發可能具軍事攻擊功能的軟體，包括在戰場上能更精確鎖定並消滅敵人的機器學習系統。這些工程師毫不猶豫投入自己的職涯打造可以最佳化社群媒體平台廣告版位的演算法，但他們不會為美國海軍陸戰隊開發軟體。舉例來說，2019年，微軟考慮是否要與美國陸軍簽署國防合約時，就遭內部員工反對。微軟當初雀屏中選，要為美國士兵打造用來規劃任務和訓練的虛擬耳機。 然而，一群員工反對此事，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執行長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和總裁布萊德．史密斯（Brad Smith）。他們強調：「我們是來上班的，不是來研發武器的。」

這件事發生的前一年，也就是2018年4月，Google員工群起抗議，隨後Google便決定不再和美國國防部續約所謂的「Maven計劃」（Project Maven）。Maven計劃是個非常重要的系統，目的是協助分析衛星與其他影像偵察，規劃執行全球特種部隊的行動。三千多名Google員工在寫給執行長桑達．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公開信裡簽名，他們表示：「我們無法接受為美國政府開發這項技術，協助美國進行軍事監視，並可能因此產生致命的後果。」 當時，Google發表了一份聲明，想要為公司參與該計劃辯護，聲稱公司從事的工作僅用於「非攻擊性目的」。Google企圖用細膩的法律辭令來切割自己的行為，尤其是和前線的美國士兵與情報人員切割，但這些人確實需要更好的軟體系統來完成任務，保障自身的安全。然而，不到兩個月，Google就宣布暫停政府的專案工作。據當時報導，負責Google雲端業務的黛安．格林（Diane Greene）告訴員工，公司已經決定不再和美國軍方進一步合作，「因為員工反彈十分嚴重」。 員工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公司高層也聽取了意見。幾天後，《雅各賓》（Jacobin）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宣布Google「成功對抗美國軍國主義」，指出Google員工成功站出來，反對公司濫用他們的才華。

我們親眼見證年輕的工程師抗拒開發數位武器系統。對部分工程師來說，井然有序的社會以及他們享受的舒適安全，是美國正義體制必然出現的結果，而不是為了捍衛國家和國家利益，一同付出各種心力所帶來的成果。

對他們而言，這種安全與舒適不是爭來的，也不是贏來的。許多人把我們享受的安全視作理所當然，天經地義，根本不需要特別解釋。

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經濟層面，這些工程師都活在不需取捨妥協的世界裡。然而，他們和矽谷許多同世代人的觀點與立場，已經明顯偏離美國主流的民意。令人意外的是，過去幾十年來，雖然美國大眾對各種機構的信任程度起伏不定，對報紙、公立學校和國會的信任度也大幅下降，但美國人始終認為，美軍仍是全國最值得信賴的機構。 我們不應輕易忽視大眾的直覺。1961年，美國媒體人小威廉．法蘭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接受《君子》（Esquire）雜誌採訪時表示：「我寧可讓電話簿列出的前兩千人來治理國家，也不願讓哈佛大學的教授來掌管國家。」 他這番戲謔又諷刺的話是在嘲諷當時的學界與政治菁英，但這番話也蘊含了智慧，帶有謙卑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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