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國務院與財政部的工作，讓我近距離見證了美國如何把經濟轉化成武器。這不是一夜之間的發明，而是長達數十年的積累與磨練。冷戰後的全球化，讓世界經濟變得前所未有地緊密。美國正好站在這個網路的中樞──「美元」是國際結算的基礎貨幣，紐約和倫敦是全球資本流動的心臟，先進技術多半源自美國或由它主導的體系。這些本來是經濟繁榮的基石，但在戰略思維裡，它們同樣是鎖喉點。

911 之後，恐怖主義威脅迫使我們重新檢視金融系統的角色。財政部成立了「恐怖主義與金融情報辦公室」（TFI），開始把反恐資金追蹤與經濟制裁結合起來。這套模式後來被應用到伊朗：透過凍結資產、將銀行逐出 SWIFT、禁止美元交易，我們讓伊朗的對外貿易幾乎停擺，逼它回到談判桌。

全球化將美元催化成武器

在這些行動中，我們學到一件事，當你的對手必須經過你的系統才能與世界做生意，你就握有主動權。制裁的精髓，不在於你能封鎖多少，而在於對方為了避開封鎖，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隨著時間推進，我們的工具箱越來越精密。金融制裁、出口管制、投資禁令，不再是孤立的措施，而是可以疊加、互補的系統武器。每一種工具都針對不同的脆弱點：

• 金融制裁 切斷資金流與結算系統。
• 出口管制 阻止關鍵零組件、技術和軟體進入對方的產業鏈。
• 投資禁令 限制資本、專業與技術流向敏感領域。

美國對中國開的第一槍：外科手術式打擊策略

當中國崛起成為戰略競爭對手時，這套武器庫自然被調轉方向。美國對中國的第一波重大經濟制裁，並不是全面封鎖，而是針對特定企業的「外科手術式打擊」。

中興通訊是其中一個關鍵案例。美國商務部指控它違反對伊朗與北韓的出口禁令，於是禁止任何使用美國技術的企業向它供貨。這不僅切斷了零組件的來源，還斷了它對關鍵軟體的更新。短短數週，中興幾乎陷入癱瘓，直到簽署高額罰款與監管協議才獲得喘息。

華為的情況更複雜。它不只是電信設備供應商，更是中國在 5G 與通訊技術上的旗艦企業。我們先將它列入「實體清單」，要求任何向華為出口的美國公司都必須申請許可，接著擴大到《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R）：即便晶片是在海外製造，只要使用了美國的設計軟體、設備或技術，也必須遵守美國的管制。這等於把全球晶片供應鏈都納入制裁範圍。

對華為的封鎖，不僅削弱了它的高端產品線，也向中國整個半導體產業釋放了訊號：先進製造環節依然受制於美國主導的生態。這就是經濟作戰的另一層意圖：不只打擊當下的對手，還要延緩它在關鍵領域的追趕速度。

這些手段的有效性，來自幾個現實：

1. 美元的中心地位：任何跨境交易幾乎都會經過美元結算，美國法院與監管機構因此對全球金融有實質管轄力。
2. 技術生態的依存：從半導體設計到製造設備，美國及其盟友掌握核心節點。
3. 市場規模與盟友網路：美國不必單打獨鬥，可以透過與歐盟、日本、韓國、台灣的協調，擴大制裁的覆蓋面。

制裁並非沒有代價

當然，制裁並非沒有代價。中國加速推進「自主可控」戰略，投入巨額資金發展本土晶片、作業系統與支付系統；同時尋找替代市場與金融通道。這意味著，我們的鎖喉點未來可能不再那麼穩固。

但在當下，美國依然握有絕對優勢。正如我在書中反覆強調的，經濟作戰不是戰爭的輔助，而是戰爭本身。在與中國的長期競爭裡，制裁與管制將繼續是核心戰術：不必開火，卻能改變對方的行動與選擇。

我常被問：這樣的經濟戰會持續多久？我的答案是，只要全球化仍以美國為中心運轉，這場戰爭就不會結束。因為經濟與安全早已無法分開，而鎖喉點就是新的前線。

經濟戰爭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