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當天，鮑爾搭上即將返回華盛頓特區的班機。二〇一八年時，有人在一場論壇中問他晚上睡得是否安穩。當時他開玩笑答道：「沒有人會要一個睡得安穩的中央銀行官員。」「睡得安穩對中央銀行業務有什麼用？」但此時此刻，他幾乎沒有任何使力的餘地。於是，他關掉手機，準備欣然接受接下來十四個小時的航程。

飛機一降落在華盛頓外的杜勒斯國際機場（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鮑爾馬上打開手機。螢幕跳出一連串的壞消息：義大利和南韓宣布更多死亡病例、開始有國家實施旅遊禁令、道瓊工業平均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重挫一千點……儘管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尚未把這場疫病歸類為大流行病（pandemic），但市場顯然已這麼認為。

鮑爾平日負責兩方面的工作。其中一方面可謂枯燥乏味至極——監理銀行與信用供給，以維持經濟的穩定成長。然而，這些貨幣政策決策雖然枯燥，卻可能對民眾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聯準會在設定貨幣的價格（注：即利率）時，美國人的信用卡未清償帳款、汽車貸款與不動產抵押貸款等利率水準，全都會受到影響。另一方面，股票與債券價格的變動（注：貨幣政策的決策會影響到股票與債券的價格）則會影響到大大小小企業的聘僱、投資與儲蓄意願。

聯準會有超能力

鮑爾另一方面的工作比較難以量化：維護金融體系的信心。就在鮑爾從沙烏地阿拉伯回到華盛頓的那天，短短幾個小時內，投資人就一舉抹除道瓊指數從那年年初到當天為止的所有漲幅。當然，聯準會的工作並不包括回應市場的正常漲跌。只不過，當投資人與企業財務長受到市場波動影響，從而被迫驟然改變原本的投資計劃時，市場崩潰或陷入恐慌的風險就會急遽上升，並危及金融穩定。到了二月底，這些風險進一步加劇。遠在一百零七年前成立的聯準會，其宗旨就是扮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lender of last resort，二〇〇八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期間，聯準會就曾出面這麼做），防止銀行恐慌局面再次發生，進而削弱整體經濟的實力。

就算此時利率處於歷史低檔，鮑爾其實還有非常多工具可以運用，此事件也證明了這一點。他所領導的這個機構擁有某種近乎神奇的力量——它能憑空創造貨幣，再把貨幣借給需要的人。美國歷任總統雖然掌握命令軍隊開戰和午夜空襲的權力，卻無法單方面花費一兆美元。不過，聯準會卻擁有這個能力。

但與此同時，無論是從政治、貨幣理論還是幾十年的聯準會歷史來看，鮑爾的工作絕對不只是「砸錢解決問題」那麼簡單。中央銀行能在經濟疲弱之際，協助振興需求；問題在於，政策制定者不久之後將面臨的情況——相當於醫學上的誘導昏迷狀態（medically induced coma，注：進行醫療行為時，為保護大腦而在控制劑量內暫時讓病患陷入昏迷狀態）——並無先例可循；更何況，過於輕率的行動也有可能使市場的恐慌情緒進一步惡化。不過，在鮑爾步出機艙門的那一刻，他至少已經知道一件事：「坐視不管」絕非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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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國家免疫暨呼吸道系統疾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主任南西．梅森尼爾（Nancy Messonnier）博士，針對公共衛生局勢提出了一份嚴厲的評估報告。她在記者會中表示：「此時此刻，（疫病傳染）已經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何時發生，以及美國將會有多少民眾染上重病。」

梅森尼爾說明，那天早上她剛跟兒女們談到，他們的日常生活有可能會被疫情嚴重破壞，包括學校可能會停課、民眾可能要遠距辦公等等。最後，她冷靜建議美國民眾要開始做好「生活遭到嚴重破壞」的準備。梅森尼爾對疫情的坦率發言搞得投資人方寸大亂，導致道瓊指數在星期二當天繼續重挫八百七十九點。

儘管如此，白宮方面卻繼續否認這種病毒可能會造成極大的衝擊。就在那個星期二，也就是二月二十五日當天，道瓊平均指數連續重挫兩天之後，川普總統的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賴瑞．庫德洛（Larry Kudlow）出現在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CNBC）上。人在阿姆斯特丹參加研討會的聯準會理事莉奧．布蘭納德（Lael Brainard）正好看到其中一段採訪內容。當時，庫德洛剛結束和幾位資深衛生顧問的會議，走出會議室，接著簡單重申了會議討論的幾個要點。他在簡報室表示：「我們已經控制住局勢——我不能說情況已經滴水不漏，但相當接近——我……一點也不認為這會演變成一場經濟悲劇。」

布蘭納德簡直不敢相信她的耳朵。她心想：天啊！這些人以為這件事只和股票市場有關嗎？他們真的搞不清楚狀況耶。

我唯一能向你承諾的是⋯⋯

隔天早上，川普總統發布了一則推文，指責有線電視新聞過度炒作「冠狀病毒」（“Caronavirus”）話題，害市場陷入恐慌。接著，他打電話給鮑爾，罵他是個天殺的失敗者。事實上，一個星期之前，美元已經轉強——每當投資人對金融波動性（volatility）感到憂慮，美元總是會轉強。川普抱怨，強勢美元正在扼殺美國。

德國的負利率政策讓川普又嫉又羨，他以為，要是美國也採用負利率政策，身為白宮的主人，他就能像處理旅館的不動產抵押貸款那樣，提前贖回現有的國庫債券，再重新發行一些負殖利率公債，來補充資金缺口。川普在房地產打滾了幾十年，但他當總統的時間畢竟只有三年，所以，他還沒搞懂公共債務和民間債務之間的差別。川普對鮑爾說，德國人正忙著嘲笑聯準會主席。川普對著這位他兩年前親自任命的中央銀行總裁說：「他們覺得你太可笑了，竟然對這件事一竅不通，他們親口告訴我，因為你的無能，他們正一點一滴偷走我們的錢。」

川普還在這通電話與其他不定期的來電中，引用開拓重工公司（Caterpillar，建築設備與引擎的大型製造商）執行長的說法，他宣稱，開拓重工的執行長曾表示，聯準會正是經濟成長不夠快的元凶。不過，川普一提及這家公司，鮑爾隨即閱讀開拓重工的盈餘報告，並發現那些報告壓根兒沒有提到聯準會或強勢美元。但對川普來說，事實根本就不重要。

過去一整年，鮑爾時不時得應付這類情緒爆發的情境，不過，他每次都應付得當，順利過關。這一次他也如法炮製。鮑爾彬彬有禮，對川普表示：我唯一能向你承諾的是，我絕對會竭盡全力為你我雙方共同服務的民眾效勞。他誓言聯準會正竭力思考並分析當下的局勢，且誓言將使用所有必要的工具來做出應對。儘管川普的公開威脅和針鋒相對令人頗為不快，但過不了多久，那將會成為鮑爾最不需要煩惱的芝麻小事。

星期三早上十點鐘，鮑爾與十二位聯準會官員在馬瑞納．艾克斯聯準會大樓（Marriner S. Eccles Federal Reserve Board Building）的四樓會議室（這間以精緻木作裝潢而成的會議室能俯瞰國家廣場），召集了他們的第一場新冠病毒危機規劃會議。在這之前，聯準會已先安排了特定的安全防護措施，例如將從亞洲流回的紙幣隔離起來，以免可能沾有病毒的鈔票到處散播等等。這場會議開始不久，討論內容就迅速轉向一旦病毒抵達美國國門，經濟將可能發生什麼狀況。

當時，聯準會認為經濟或許只會趨緩一個季度，他們也開始為這個預測進行整備。聯準會官員透過觀察性的回報得知，大型購物中心的人流正逐漸減少，航空旅遊與旅館訂房等活動似乎也即將開始走下坡。不過，他們還是相信，經濟應該還是能避免陷入衰退，畢竟當時經濟正值南北戰爭以來最長的連續性擴張期。這個想法無可厚非，因為就人類的天性而言，每當碰上諸如此類的重大訊息時，一般人往往得花較長的時間消化，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此個案就是個典型的重大訊息。更重要的是，所有與會的專家都沒有任何歷史脈絡可循，以致於他們無法推想一旦規模高達二十兆美元的美國經濟體系驟然停擺——無論是自主停止運作還是被政府勒令停止運作——將會發生什麼狀況。

擔任會議主席的鮑爾鼓勵理事會成員們暫時揚棄約定成俗之見與經濟的正統概念。他把頭轉向副主席理查．克拉里達（Richard Clarida），催促他針對可能的最糟發展提出預測。鮑爾說：「不要講那些表面上看起來合理的可能發展，而是要推估真正最糟的狀況。」

克拉里達說：「既然如此，傑伊，我就直說了。如果我們變成義大利，政府一旦勒令停止所有經濟活動，那麼，情況會比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還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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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準會歷任主席的名號往往都非常響亮——例如保羅．伏克爾（Paul Volcker）、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班．柏南克（Ben Bernanke）、珍妮特．葉倫（Janet Yellen）——但這些中央銀行總裁多半隱身幕後，偶爾會在單調乏味的酒店宴會廳裡，向不同商會或經濟會社成員發表一些枯燥乏味的演說。此外，他們也相對得天獨厚，不像國會與最高法院等機構那樣，得經常接受嚴厲的政治檢視。

然而，在某些特定時刻，聯準會偶爾還是會拋開平日慣有的保留態度，勇於承擔起相當於政府第四部會的責任（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注：指擁有和美國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這三權是憲法明訂的權力］類似的影響力，或代替這三種機關採取行動的機構或團體）。每當危機來襲，全球各地的資金管理人與企業執行長總是特別緊密關注聯準會主席的發言，那時，聯準會主席會成為聚光燈下唯一的主角，甚至比美國總統更受矚目。不僅如此，在金融崩潰的災難來襲的最危急時刻，向來沉著且總是依循既定成規行事的聯準會，也可能比其他任何政府機關更明快且強力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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