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十一月的期中選舉，共和黨大獲全勝，以壓倒性多數的席次，重新拿下眾議院的控制權。不過，隨著茶黨（Tea Party，注：二〇〇九年初興起的美國財政保守政治運動，支持小政府原則。該運動的成員呼籲降低稅收，並以減少政府支出的方式來減少國債與聯邦預算赤字）運動在共和黨內的影響力急速上升，黨派之爭愈演愈烈，迅速扼殺了立法的進度。

這些造反者的成功，促使保守派的國會議員更大膽採取強硬路線：他們拒絕提高聯邦舉債上限。他們的策略是打算以美國政府債務違約作為要脅手段，逼白宮上談判桌，進而要求政府大幅削減開支。

這場辯論的關鍵議題在於：政府何時會花光所有錢。一旦政府達到舉債上限，財政部便可行使「非常措施」，也就是在隔天啟動緊急現金管理措施，繼續維持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營運。由於此時的鮑爾只擔任學術性的職務，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於是，他決定試著推算政府關門大吉的精準時間點。

那年春天，鮑爾編製了一份每日現金流量的電子模擬報表，研究未來的應付款項與即將入帳的收入，進而大略估計他所謂的「X日」（X Date）將在何時到來，也就是美國不再有能力支付退伍軍人、退休人員或債券持有人必要費用的那一天。

他將這份分析發表在網路上，不出幾個星期，他的部落格貼文就在網路上廣為流傳。隨著朝野的對峙升溫，鮑爾開始接到全國各地報社與廣播電台的來電。

當時，聲量最大的那群保守派評論家所堅持的立場，看起來其實自相矛盾。有些人指控，歐巴馬政府和商業界領袖不斷提及達成協議的必要性，藉此蓄意誇大政府違約的後果。但與此同時，這群保守派人士又主張，他們一手引爆的這個危機將會非常嚴重，以致於他們將被迫加速推動裁減政府退休與醫療支出計劃的長期目標。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億萬富翁級投資人史丹利．卓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專訪中，鼓勵保守派國會議員堅守立場。他宣稱，美國即將在「六至七年內」落入「希臘處境」，也就是債務無以為繼的困境。卓肯米勒鼓勵政府採取強力手段，延遲「六、八或十天」償還債務的利息與本金，以便在應得權益（entitlement）支出計劃方面取得重大協商空間。

鮑爾也同意，政府支出確實一天比一天更無以為繼。然而，他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在財政部監督債務管理政策的經驗，卻促使他對這場預算對峙做出不同的結論。鮑爾認為，共和黨議員正被一群偏執於黨派之見的人士推向死胡同。那些人只忙著操弄政治，並非真正了解他們以美國的最高信用標準作為要脅手段，會造成多麼嚴重的後果。他也認為，諸如卓肯米勒等人提出的論述根本是一派胡言。

鮑爾在寫給《華爾街日報》的一封信裡提到：「一旦外界相信債務違約的威脅可能成真，絕對會對市場、經濟體系，以及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帶來無可接受的風險……我們當然有必要矯正我們的應得權益，但這件事不可能在『六、八或十天內』搞定。以債務違約作為要脅手段，非但沒辦法贏得廣泛的大眾支持，也無助於兩黨達成協議，而兩黨協議是絕對必要的。」

就在鮑爾力促他的實用主義觀點之際，白宮官員正為了試圖說服基層共和黨人接受實際上幾乎和鮑爾完全相同的論點而搞得焦頭爛額。就這樣，這場黨派僵局為看似無望重返政府的鮑爾開了一條路。

二〇一一年春天，鮑爾為了確認他的現金流量估算方法是否有嚴重誤謬而去拜訪財政部。他告訴財政部長提姆．蓋特納（Tim Geithner）的幕僚，如果我算錯了，我會把這份估算表丟到垃圾桶。但如果我算對了，我將會積極倡議提高債務上限，而且我會解釋為何要這麼做。

當時，共和黨已徹底封鎖與歐巴馬或蓋特納溝通的大門。於是，接見鮑爾的財政部官員心想，說不定那些冥頑不靈的保守派人士，會願意聽聽這位銀髮鮑爾的說法。對歐巴馬政府而言，這位前財政部高官雖是個共和黨人，卻有相當扎實的市場信譽。

沒多久，蓋特納就開始定期和鮑爾進行交流。財政部官員開始向鮑爾引介媒體工作者，而鮑爾也開始和國會議員及他們的幕僚見面。

鮑爾開始在國會山莊穿梭，不過，他還是堅持「有幾分真相說幾分話」的處事原則。他的目的並不是要遊說。他只是以簡報來詳細說明，要是政府花光了所有的錢，會發生什麼狀況。事實勝於雄辯。

根據鮑爾的估計，八月二日之後，財政部將不再有能力支付帳款。七月十三日星期三當天，也就是「X日」前二十天，他向共和黨的國會領袖發表簡報。他們對那份簡報留下深刻的印象，並要求鮑爾星期五早上八點在整個參議院的共和黨會議上再匯報一次。但由於來參加這場簡報會的共和黨人吵鬧不休，最後，會議的領導階層不得不宣示，鮑爾只是到此提供資訊，而不是來當說客。鮑爾傳達的訊息顯示，若放任政府花光所有資金，後果將不堪設想，只不過，在場人士對這些訊息的反應各有不同。有些保守派人士與茶黨成員還是繼續無理取鬧，好在鮑爾的分析和某些建制派共和黨人的想法一拍即合——說穿了，這些建制派人士只是需要一個外人來幫他們說出「沒有其他可靠選擇」這句話罷了。

億萬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