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花了幾十萬，只為保住一顆胚胎；
有人在打排卵針時，一邊躲在辦公室廁所痛哭；
也有人在醫院走廊，問自己：「我是真的想生小孩，還是只是想證明我的人生幸福美滿？」

當「成為父母」不再只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場制度與情感的長跑，
我們是否願意問問自己：「這樣做真的值得嗎？」

凱特在 31 歲那年罹患卵巢癌，做了左側卵巢切除。她是那種早早就知道自己想當媽媽的人，從小就夢想擁有自己的家庭。當醫師宣布她還需要切除子宮時，她幾乎來不及哀悼那個夢想，就開始準備冷凍胚胎。

她和丈夫傑瑞米一共冷凍了五顆胚胎——那是他們唯一能保留「親生孩子」的可能性。兩人一邊面對癌症，一邊緊抱那五顆細胞般脆弱的希望。但後來，事情發生了：低溫儲存的失誤，讓他們和數千人一樣，在一夜之間失去了所有胚胎。那不是自然的失敗，不是身體的錯，是「人的疏失」。是醫療體系的漏洞。

那天之後，凱特將從沒使用過的育嬰房關了起來。她留下了嬰兒衣物、尿布櫃、寫著未來孩子名字的便條紙，以及那些她再也無法說出口的話。後來他們參加了一場胚胎失溫受害者舉辦的追悼會。那是一場沒有遺體的告別式，只有玻璃紀念蠟燭和一群失去孩子可能性的人們。他們圍成一圈，在傑瑞米講話時流下眼淚。他說：「我們曾經為你保留了一個位置。現在，那個位置會永遠留給你。」

他們的故事說明了對新生命的渴望，也說明了這件事多麼讓人願意奮不顧身又如此艱難，但也令人不禁想問，「成為父母」是人生必須嗎？

是渴望成為父母，還是為了符合幸福美滿的家庭樣板？

另一對伴侶潔西與凱特，她們是同性伴侶，也不是缺乏生育能力，只是不符合政府設定「有生育困難」的標準。因為她們的身體在技術上，可以自然受孕，只是缺了一位「合法的男性配偶」，所以不能獲得人工生殖療程的補助。於是，她們必須自己支付一切：精子購買費用、診所費用、注射藥物費用……每一個步驟都要自己負擔，也只能自己承擔。

「我在廁所裡打針，之後忍著痛回到辦公室，像沒事一樣坐進會議室，」凱特說，「有一瞬間我突然問自己：我是真的想要孩子嗎？還是我只是想證明我們和別人一樣？」最後，她們成功懷孕了。那一刻，她們抱著彼此哭了很久。她們以為所有的不公平、排除、懷疑與羞辱，在此刻終於能夠畫下句點。但真正的問題，是在孩子出生之後才開始。

朋友們、家人、同事，甚至醫護人員，開始向她們道賀：「你們現在才是真正的家庭」、「小孩會讓你們更幸福！」這些話表面上是祝福，實際上卻在提醒她們：在此之前，她們從來沒有真正抵達「美滿家庭」的標準線。

潔西後來這樣說：「彷彿我們不是為了追求幸福去生孩子，而是為了換一張門票。那張寫著：恭喜你現在終於符合了幸福的樣貌。」

我們在回應什麼追求？

這些故事讓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我們這麼執著於「親生」這件事？為什麼我們願意為此經歷一次又一次的身心重創？我們說這是選擇，是自由，是科技讓我們得以主導人生。但那自由的背後，是數十萬的花費，是一次次的流產、失敗、等待，是把身體交給醫療系統，再用心理支撐著殘存的希望。

會不會在生育這件事上，我們總是習慣問自己：「我們準備好當父母了嗎？」但其實有些人不顧一切這樣做，是為了回應那些「你夠不夠資格當父母？」的質疑。

我們不妨坦白地說，選擇凍卵的人有些人追求的是孩子；有些人追求的也許不只是孩子，而是一種幸福的樣貌，一種社會已經替我們定義好的樣貌——有一個孩子，有一個家庭，有一段「看起來完整」的生活。但這條路上，有太多痛苦與代價，是在開始走之前根本無法想像的。

大凍卵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