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時代不只象徵著勞動市場發生了轉變，也標誌著經濟學家以不同方式來看待技術進步。近日，經濟學家艾塞默魯與雷斯特雷珀主張，賦能與替代技術之間的競賽，最適合用來理解圖十呈現的工資趨勢。在賦能技術的世界，技術與教育之間的競賽，依舊能用來理解技術進步。新技術增強了部分勞工的能力，輔助他們執行新職責，在增加勞工生產力的同時，也提升了工資。兩相對照之下，替代技術的效果則相反，它造成部分勞工在執行工作時，手中技能過時，工資呈現下滑趨勢。

一九六○年代，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曾主張「自動化」不過是一種時髦的說法，以前叫「機械化」。杜拉克同時用這兩個詞彙來代指機器取代人工。 前文討論過，在二十世紀前四分之三的歲月，替代技術的確讓部分勞工的技能再也沒有機會派上用場。燈夫、碼頭工人、電梯操作員等各種勞工的工作消失。即便如此，自動化的年代不能與機械化的年代混為一談。在杜拉克寫作的當下，所有的勞工工資皆上揚。電腦普及之前，機器的確無法自行運轉，需要操作員讓生產線不斷跑下去。半技術性的辦公室工作與藍領工作出現了爆炸性成長，就連被機器取代的人，眼前也有更五花八門的工作選項。工廠與辦公室機器都是賦能技術，除了提振勞工的生產力，勞工還得以帶著更多的工資回家。從這個角度來看，電腦革命不是二十世紀機械化的延續，而是反轉。由電腦控制的機器帶走的工作，恰恰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創造的大量機器操作員工作。勞工一度進入量產工業中工資還算不錯的工作，如今則面臨淘汰危機。

兩極化的政治

當社會結構出現裂痕，中產階級開始萎縮，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會發生什麼事？歷史上，貧富差距極大的社會，更容易走向寡頭政治與民粹革命。許多政治學家指出，廣大的中產階級是民主政體能穩定的基本支柱。極端不平等的長期存在，便解釋了為什麼自由民主制並未早點來臨。在前工業社會，地主菁英階級根本沒興趣讓其他人也擁有選舉權，窮人最關切的事則是不要餓死。若是中產階級不存在，就不會有不同的另一套期待，也不太會有人去要求民主。美國政治歷史學家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經典著作《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最著名的一件事，也許就是一針見血指出：「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no bourgeoisie, no democracy）。 這句話雖然引來大量的批評，摩爾的重點並不是中產階級一定都會帶來民主。他要主張的是如同英國的情形，若要出現民主，地主菁英（landed elite）得先被取代——工業化替民主轉型做好準備。

長期以來，社會科學家就注意到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有密切的關聯，但究竟是什麼力量促成那樣的關係，答案很難說。不過，有一派可信的解釋是工業化帶來新興社會團體，新團體握有財富後，開始要求更多政治力量。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明確點出了工業革命如何改變社會的本質，挑戰舊有的權威秩序。 民主興起的確與偏好平等的價值觀普及有關，但相關概念並不是憑空出現。工業革命帶來的深遠改變不僅產生了持久的經濟成長，還大幅改變社會的組成，創造與動員了新興團體——尤其是中產階級與工廠勞動階級。福山的自由民主制度之路，自此始於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理論。馬克思主張，舊的封建制度出現的第一個新興社會階級是布爾喬亞。這個階級包含商人市民（merchant townsmen），這群人的財富來自貿易與大力投資工廠制度，進而帶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接著又帶來馬克思的第二個新階級：無產階級（proletariat）。無產階級的成員離開鄉村地區，前往新興的工廠城鎮。這些新群體無法參與封建制度的政治，但日益富裕，逐漸組織起來，要求獲得更多政治力量——也因此形成要求民主的壓力。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和蒸汽、電力、電腦一樣，屬於「通用技術」（GPT），能有各式各樣的應用。經濟學家伊恩．考克班（Iain Cockburn）、瑞貝卡．韓德森（Rebecca Henderson）、史考特．史登（Scott Stern）指出，探討人工智慧的發表出現了重大轉變，自電腦科學期刊轉換至應用導向的刊物。二○一五年，這三位論文作者評估，所有人工智慧的發表中，近三分之二屬於電腦科學以外的領域。 三人的發現符合一般觀察，人工智慧正在應用於五花八門的任務上。

自駕車在城市以外的進展大概會比較快速，也就是複雜元素較少的地方。二○一五年五月，戴姆勒賓士（Daimler–Benz）首度讓自動聯結車上路。此一自駕系統取得了內華達州的批准，只在公路上載貨，目前先在單純情境下試行。此外，二○一六年十月，科羅拉多州的自駕聯結車成功載送了五萬罐百威啤酒（Budweiser），自科林斯堡（Fort Collins）載至科羅拉多泉（Colorado Springs）。卡車在州際公路上自行開了一百英里，但進入市區後，便由人類駕駛接手。

相關成果引發了不同的反應。今日有一百九十萬的美國人從事重型卡車與聯結車的駕駛工作。許多人擔心自駕卡車將造成「海嘯般的取代效應」，雖然這不太可能在接下來幾年就發生。 思考此類議題時，別忘了採行技術的障礙不只有技術方面的問題。先前的章節提過，當勞工面對著不佳的其他工作選項，替代技術大概會遭到抵制——後文會再回頭談這個問題。

當然，所有負責運輸工作與送貨工作的人類，並未因為自駕車興起便立刻陷入失業危機。經濟學家戈登等人工智慧的質疑者指出，就算「車子有辦法開到我家前面，包裹要如何從亞馬遜的貨車上，抵達我的前廊？」 別忘了，人類過去就靠著聰明的方式重新設計工作，解決了看似更為複雜的工程問題。莫拉維克指出，電腦很難做到人類輕鬆就能做的事，人類則很難做電腦輕鬆辦到的事。然而，雖然這種現象依舊成立，工程師已經能採取簡化步驟，讓簡單的任務更加簡單，解決莫拉維克悖論。

很多人以為，工作若要能自動化，機器取代勞工的方法，就是複製一模一樣的人類程序——這是個常見的誤解，大部分自動化採取的方法其實是簡化。就連最先進的機器人，也無法複製中世紀工匠的動作與步驟。生產能自動化，方法只是把先前無架構的工作，在工廠環境中進一步切割與簡化。工廠的組裝線把工匠鋪的非例行性工作，轉換成機器人問世後便自動化的重複性工作。同樣的道理，我們自動化洗衣婦工作的方法，並不是發明多功能的機器人，有辦法砍樹、挑水、把外頭的柴火或煤炭送進火爐，接著執行用手洗衣的動作。此外，我們自動化燈夫工作的方式，也不是發明有辦法爬上路燈柱的機器人。

美國中西部的卡車司機不太可能成為矽谷的軟體工程師。司機可能會接受工友的工作，或是對地面清潔維護、公園、房屋、辦公室的清潔感興趣（我們的預估顯示，在下一波的自動化這兩類工作不會受到影響）。如果成為工友，他將從年薪四萬一千三百四十美元的工作（二○一六年中位數年收入）的卡車司機，變成年薪兩萬四千一百九十元；如果他成為地面清潔維護人員，年薪是兩萬六千八百三十元；或是如果找到社會照顧員（social care worker）工作，每年會賺四萬六千八百九十元。然而，社會照顧員要求要有大學學歷。

經濟學家李昂提夫曾開過個玩笑：如果馬有投票權，牠們就比較不可能從農場上消失。雖然美國中產階級的命運和農場上的馬幾乎不能相比，我們也不認為美國人會束手待斃，乖乖接受工資的下滑。如果自動化只是暫時讓民眾收入減少，那麼民眾會願意接受自動化。然而，如果幾年後或甚至是數十年後，收入似乎依舊不太可能回升，民眾抵抗自動化的機率便會升高。如果個人無法開心接受市場判決，他們可以阻擋技術，或是透過非市場的機制與政治行動主義，要求進一步重分配。第3章提過，盧德主義者及其他團體就曾激烈抵制威脅到生計的機器，除了暴動，他們還向國會請願，呼籲政府限制引進勞工替代技術——然而他們徒勞無功，因為他們缺乏政治影響力。今日，勞工對於政府必須提供什麼不但有著更高的期待，他們還握有政治權利。

富裕之路

史上最糟糕的勞工年代有兩大特徵，一是勞工替代型的技術變遷，二是緩慢的生產力成長。如果人工智慧技術真如部分人士所設想的那樣驚人，我們可以對長期的情形抱持更樂觀的態度。艾塞默魯與雷斯特雷珀指出，傑出的技術（brilliant technology）比平庸的技術（mediocre technology）更能帶給勞工好處，因為傑出的技術讓我們富裕，並引發更多的需求：有更多人想取得其他由人類產出的商品與服務。 一九九五年至二○○○年間，工資的成長速度的確加快，電腦促成一段短暫的生產力大爆發，比先前與之後的年代更甚。然而，雖然高生產力成長永遠比緩慢成長來得好，但如果技術屬於替代型技術，工資的成長將會落後生產力的成長，即便經濟的其他地方冒出新工作，部分勞工的收入可能在過程中消失。這種情況除了近年來不斷發生，也是工業化年代典型的情形。

本書想傳達的訊息，就是我們其實以前就碰過這種情形了。別忘了經濟史學家伯格曾提過，伴隨工業革命而來的是「空前的流動需求，地域流動性與職業流動性都需要」。我們應該記住，機器「意味著失業，或至少帶來失業的威脅。最好的情況就是在失業後有辦法轉行，或是換到同領域的其他工作。」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謹記，「在這段時期，政治經濟學發生的概念轉變，同時也與階級鬥爭緊密連結〔這個現象很明顯〕。政治經濟學者極度嚴肅地看待英國蘭開郡一八二六年發生的反機器暴動，以及一八三○年的農業暴動。」

恩格斯停頓最終結束，賦能技術來救場，勞工取得新技術。然而，此時英國的一般老百姓已經整整過了三代生活水準下降的日子。今日的政府可以替人民著想，替技術變遷造成的社會成本承擔更大的責任，沒工作的青壯年男性如今比率愈來愈高；學歷在中學以下的民眾，謀生能力持續下降。隨著人工智慧輔助的自動化不斷前進，我們必須仔細思考短期間將引發的效應。生產力成長讓餅變大，原則上人人都能過得更好。而其中的挑戰落在政治領域的範圍，而不是技術。一方面，人工智慧擁有龐大潛能，可以讓我們更富裕；另一方面，勞工可能流離失所，政府必須小心處理短期的情勢。所謂的短期，對許多活在典型工業化年代的人們而言，就已經是一輩子。

如同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所言：「很多事都很難說，但向前走總比往後退好，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擁抱、而不是抗拒技術進步……我猜想，在接下來的十年，這將會是個重大的辯論議題，在工業世界廣泛影響著政治。」 政府如果要避免技術陷阱，推行的政策就一定得帶動生產力成長，但又得協助勞工適應自動化波濤洶湧的浪潮。處理自動化的社會成本將需要重大的教育改革；還要提供搬家券，協助人民為了新工作搬家，減少換工作的障礙；此外，還應該要取消助長社經隔離的土地分區管制（zoning restriction）；並透過稅額減免振興低收入戶的所得；提供工資保險（wage insurance）給因為機器失去工作的民眾；投資學前教育，降低下一代承受的副作用。

技術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