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三年，至少在關注領土內居住人口這件事上，弗烈德里克四世並不是唯一的特例（雖然他在人口的衡量上領先諸國）。人口成長是重商主義的核心信條，是十六至十八世紀主宰許多西歐地區的官房主義的近親。重商主義相信，國家應該規範經濟活動、提倡出口並限制進口，此外，國家應該囤積自國際貿易而來的金與銀，因為這是國家財富的衡量指標。根據這個理論，龐大的人口就成了不可或缺的附帶條件：一方面，人口是市場成長的必要動力；另一方面，人口也是建構強盛軍力的必備資源，可在海外展示權力，以保衛貿易。

重商主義與寶嘉康蒂

當歐洲國家開始在全球各地建立殖民地，重商主義的信念成了這些國家的指引，包括對人口的看法。第一個在北美經營成功的英國殖民地位於維吉尼亞州的詹姆士鎮（Jamestown），而這座城鎮其實是一六○七年依照合股公司章程設立的商業組織。這些早期的英國殖民地人口稀少，得面臨大自然、滿腔敵意的原住民，以及不久之後跟進的歐洲列強等威脅，處境宛如在風雨中飄搖。人口成長成為一種防禦策略，帝國強權因而開始密切關注新占領地的人口狀況。

從原住民鄰居的觀點來看，這些增長的殖民屯墾區是入侵的威脅。一六○○年，美洲的歐洲後代人口不超過二十五萬人，幾乎全部都住在南境較為完善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區。然而，他們人口雖少，破壞力卻很強，造成原住民人口從一四九二年之前可能多達四千萬人（或更多），到了十七世紀初期減少到大約一千萬人。隨著法國、荷蘭和英國殖民地往北擴散，鳥銃和天花的致命組合使得北美原住民似乎注定難逃相同的命運。

然而，殖民區並非不戰而得。與維吉尼亞英國殖民區接壤的波瓦坦族（Powhatan）邦國就對歐洲的威脅勢力存著高度警覺。他們與詹姆士鎮的英國人有貿易往來，也會爆發衝突。一六一六間的一段和平時期，他們派遣了一支由酋長女兒寶嘉康蒂（Pocahontas）所率領的外交使節團前往倫敦。這項任務潛藏著另一個目的。陪同寶嘉康蒂出行的人員當中，有一個名叫烏塔瑪托馬金（Uttamatomakkin）的波瓦坦族人，他接到打探人口資訊的指令，以掂量潛在的威脅。

幾年後，殖民地的領導者、早期的歷史學家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上校在英國記述到：「據他們的說法，［波瓦坦］『國王』刻意派他來計算這裡的人數，並詳細報告我們這些人以及我們國家的狀況。」烏塔瑪托馬金有備而來：「抵達普利茅斯（Plymouth）時，他要了一根長竿，認為只要在上面畫下刻痕，就足以記錄他眼見所有人的人數。」但是，根據史密斯的說法，烏塔瑪托馬金的籌算終究無法應付這項挑戰，他「很快就因這項工作精疲力竭。」另一位曾與代表團見面的作家薩繆爾．普爾查斯（Samuel Purchas）寫下了更精確的描述：「他的算術沒多久就不管用了。」

個資保密

對於一般人來說，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所做的普查，最大的改變是融入了隱私的正式觀念。就十九世紀初的普查而論，大家大致上都能理解普查有其限制，政府不會像古代那樣，把普查資料直接用於稅賦或徵召個人的目的。但這並不是所謂的隱私：一直到一八四○年的美國（也包括這一年），普查申報表都會在每個城鎮公告，以檢查是否有誤。隱私不受保障。真要說的話，普查資料的個人隱私不過是統計學家慣用研究方法的產物，反正對他們而言，個別的資料點並沒有什麼價值。

資料保密第一次成為議題，與工商業調查有關；起初是企業主擔心，普查員可能會把敏感的資訊透露給競爭對手或顧客，或用於徵稅目的。隨著人口普查詢問的問題變得更詳細、顯然也更具侵略性時，個人之間也開始普遍有這種顧慮，擔心申報表裡殘障或「弱智」家人的記錄會影響到自己的名聲。一八五○年，美國中止了申報表的郵寄；而在一八七○年，普查人員被告知，他們應將申報表「視為極機密文件」。

一開始，這種做法與其說和抽象的隱私權有關，不如說是為了確保資料品質而採取的必要手段。一八九○年的普查新增關於「債務和疾病」的問題時，《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說這是「對個人公民和私人企業的嚴重侵犯」。但是，《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s）的觀察可能更能挑動普查統計學家的敏感神經：「大部分的人可能會迴避作答，或給出不正確的答案，而根據這些資料所彙編的報告，在統計上當然不具真正的重要性，也沒有價值。」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普查仰賴的是大眾的信任與合作，政府或許可以強迫人民參加普查（光是一八九○年，紐約市就有六十起不配合普查的逮捕案件），卻無法強迫人民誠實回答。在那個時代，社會的隱私觀念正在迅速發展，為了誘使大家自願揭露資訊，普查必須做出回應，保證資料只會用於官方目的。

英國的普查運作則更加致力保護隱私。普查表的回答不僅能受到保護，防止鄰居和競爭對手的窺視，就連國家本身要使用資料，用途也有嚴格的限制。一八六一年，十九世紀中期主導英國普查實行的流行病學家威廉．法爾（William Farr）宣布：「所有的事實⋯⋯都必須被視為機密資訊，不能用來對任何人不利，也不能用於滿足『閒來無事的好奇心』。」一九一○年，美國也做出同樣的結論，塔夫特總統（William Howard Taft）堅定宣告：「普查與課稅、兵役或服刑、強迫入學、移民法規無關，也與任何全國、各州或地方法律及命令的強制執行無關，不會有任何人因為依規定提供資訊而蒙受任何損害。」

世界普查：人口悲觀主義隊長

官方對人口問題的行動停滯不前，於是有一群企業領導者、慈善家與國際主義者（多半在美國）開始浥注財務資源，致力促進全球人口成長的研究、因應行動與公眾意識。一九五二年，石油大亨洛克斐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III）成立了人口委員會（Population Council），是一個總部設於紐約的非營利機構，資助人口控制計劃的研究。一九五四年，產業家修伊．摩爾（Hugh Moore）贊助了一家私人基金會，出版《人口炸彈》這本小冊子；這個標題後來被埃利希借用，做為他的書名。小冊子流傳甚廣，先是郵寄給美國的名人和有影響力的人士，最後發到一千五百萬人手中。

「人口爆炸」（population explosion）雖然是更早之前就出現的詞彙，但這個字是從一九五○年代中期才開始漸漸為主流媒體採用，成為熱度爆表的流行用語。一九五九年，有將近兩千萬人觀看過美國電視網CBS製作的紀實節目《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Explosion）。這個名詞在一九六○年一月躍登《時代》（Times）雜誌封面。諸如一九六五年的《饑餓星球》（The Hungry Planet）以及一九六七年的《一九七五年大饑荒！》等書，都是在強調這個論點。等到一九七○年，當深夜節目把埃利希捧為美國的悲觀主義隊長，人口爆炸的意象成了討論人口議題的預設方向。

在美國以及聯合國，對人口議題關注熱度的升溫掀起了一場民間運動，其力量終於得以對抗長久以來牽制人口控制政策的宗教保守主義。一九六五年，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組成行政團隊，「尋找新方法，運用我們的知識，協助因應世界人口爆炸的問題。」全國天主教福利理事會（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uncil）表示反對，但是《生活》（Life）雜誌寫到：「如今，統計數字重於政治壓力。」一九六六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強調人口議題關注的新焦點，隔年，祕書長吳丹（U Thant）宣布為人口控制計劃開設自願基金。這個基金在一九六九年成為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UN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簡稱UNFPA）。第二年的四月，有人呼籲在一九七四年召開下一屆世界人口大會：在這一年，世界人口預期會超過四十億人。後來，這一年被定為「世界人口年」。

對於一個人口政策的步調慢如蝸步（或是完全不動）的國際體制來說，這是重大的一步。毫無疑問，它的核心是專家真切的憂心，以及資料在累積之後所引發出的，對於審慎研究的回應。但是，謹慎的專家已經敲了好一陣子的警鐘，而一直要到民間倡議人士接手敲鐘，並在大眾媒體的擴音鼓吹下，美國和聯合國才同心協力，採取行動。一旦人口成長的議題被放到人口爆炸的框架下檢視，就不可能再被漠視。

一胎化

這項主張不是很中肯——至少以當時中國最近的經驗來說，實在是有失公允。在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下，中國試圖急遽發展工業化，因此歷經了二十世紀最嚴重的一場饑荒，或許也是史上最嚴重的饑荒。這場災難的規模當時被隱瞞了起來，但是現在歷史學家認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間，中國有一千五百萬至兩千五百人萬人餓死。無論革命有何利益，餵養人口不在其列。

這是蘇聯早就學到的教訓，從政府對一九三七年普查的迅速鎮壓行動上就可略窺一二。或許中國也想避免同樣的窘境，於是自一九五○年代末期起，人口的資訊就愈來愈神祕，鮮少公開。一九六四年的普查統計結果顯示，中國大陸人口總共有六億九千五百萬人，但是到一九八○年代初期之前，中國一直向世界隱瞞這次調查的存在，也不急著實行另一次普查。一九七○年度的全球普查，參與的國家數創新高，不過由於中國缺席，全球納入普查的人口比例跌至七一％。

不過，儘管中國在國際的舞台上提出抗議，在國內卻對自家人口採取了行動，因為中國領導人已經認為，人口問題是個嚴重的威脅。布加勒斯特的宣言與一個過時的正統互相呼應，也是毛澤東一九四九年採取的立場。中國一九五三年的普查結果在國內引發了顧慮，海外亦然。一九五六年，中國總理周恩來談到「採取有利於生育控制的措施之必要」，而在隔年，中國取消了所有對結紮和墮胎的限令，並自一九七○年起免費提供避孕用品。一九七三年，也就是在布加勒斯特大會裡拒絕人口成長目標的前一年，中國默默採納了它自己內部的人口目標。中國真正反對的不是人口控制本身，而是國際規定的人口控制。

事實上，中國很快便成了最嚴苛人口控制手段的典範。一九七九年，中國實施惡名昭彰的一胎化政策，規定婦女在生過一胎後，必須強制接受避孕或結紮，否則就會面臨嚴重的懲罰，包括失去就業、健康和教育等福利。生了第二胎的夫婦，要接受更多的懲罰。

普查是否成了環形監獄？

許多我訪談過的專業統計人員都認為，至少在中高所得國家，人口登記是普查無可避免的未來。並非所有人都樂見這個預期中的未來。日常接觸到私密的個人資料可能會讓人心像蘭茲念念不忘的那種全知夢想，但也可能會對隱私深切尊重，並對任何會威脅到隱私的事物戒慎恐懼。

從我著手寫作本書以來，我也歷經過類似的內在衝突，在以下這個問題盤旋：普查是否成了環形監獄（注：Panopticon，一種監獄的構造，看守者在環形中心，可以看到所有囚室的狀況）的基樁？又或者普查並無害處，甚至有益，基本上是一個建構社群的正面概念，由於福利國家的推動而與理性、技術官僚政府的開端不謀而合，並有助於創造一個大部分人都能比兩千年、甚至兩百年前過得更好、差距無可計量的世界？

清點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