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托兒所不過是全美境內其中一間二十四小時制托兒所。光是在紐約新羅謝爾（New Rochelle）同一個街區上，還有另一間同樣提供過夜服務的托兒所「小寶貝」（Little Blessings）。在我拜訪這裡的整個星期期間，小寶貝和迪斯托兒所被布置成猶如卡通大會的現場，用巨大的卡通人物朵拉、蜘蛛人和五彩斑斕的燈光，企圖贏取孩子的芳心。相較之下，有些二十四小時制托兒所則會以父母認同作為行銷重點，取一些充滿雄心壯志的名字，像是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成功兒童二十四小時培育中心」（Success Kidz 24 Hour Enrichment Center），以及賭城的「完美兒童發展中心」（Tip Top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或「五星級托兒所」（Five Star Sitters）。

不正常工時的代價

這類行業的蓬勃發展，反映美國職場生活的劇變。在我們之中，有許多人的工作天數不斷增加，工時更是難以預測。這點尤其反映了廿一世紀二十四小時制商業環境的實況，無論是數位經濟或自由工作（freelance）、零工（gig）經濟、以及無法跟上經濟成長腳步的薪資停滯，在在顯示即便在低通膨的時代，美國人民的薪水依舊未能趕上支出。二十四小時制托兒所的崛起，也反映出美國工會的無能，以及企業極端的工作排程已經打破一般大眾慣來遵循的工作天數與時數。使用「無能」兩字，絕非誇大其詞。在一九六○年代，有三○％的美國人加入工會；反觀現在，在所有就業人口中，僅有一一％的人加入工會，私人部門內更只有七％的員工為工會成員。在美國選民眼中，工會已經失去討價還價的能力和歡迎度。

根據二○○四年的統計，有近四○％的美國民眾有過異常的工作體驗──如果所謂的正常是如過去每天工作八小時為標準的話（連此一標準放在現在來看，也有如神話）。美國婦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也指出，有九％的日托中心現在也提供夜間或週末照顧的服務，此數量已經多到足以濃縮成一篇趨勢專題報導。此外，在必須照顧年齡為六歲以下兒童的婦女中，有近六成（六四．二％）的人需要工作，而在照顧低齡兒童的職業媽媽中，有近兩成的婦女只能找到時薪十．五美元的低薪工作。要想負擔托兒所的費用，她們就必須賺得更多。

當前多數美國成人的每週工作時數為四十七小時。那些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的人們，對於此種不合理的工作時數，往往更沒有權力說不。有些雇主為了減少員工「無所事事」的時間以精簡開銷，甚至屏棄人工管理的辦法，使用數據與演算法來決定工作時程。因此這些人就算想說不，也沒有人類對象可申訴。這些軟體根本不在乎工作排程是否會結束在深夜，是否會徹底撕裂員工的家庭生活，像是讓他們無法趕回家哄孩子上床睡覺，或因為要上超早的班而沒能替孩子準備早餐等。

極限托兒所的存在，點出這個國家的工作時間是多麼地奸詐、且全然荒謬。我們現在居然需要二十四小時的托兒所。是的，極限托兒所反映出那些要求我們應該要投注在工作上的時間量，正在壓迫我們。

可獲得高薪但必須工作到晚上的工作，或許能讓這些父母請得起一、兩位保姆，或雙親中的其中一人可以待在家照顧孩子。但對於那些需要依賴迪斯托兒所的家長而言，他們負擔不了這樣的奢侈。舉例來說，必須獨立撫養伊薇特和黛安娜的單親媽媽瑪麗蘇，早上八點到下午兩點的時候，必須去超市工作，緊接著下午六點到十點的時段中，還要去家飾建材量販店家得寶（Home Depot）上班，每週必須工作六天。在這兩個上班時段裡，兩個女兒會待在迪斯托兒所，而下午兩點半到五點半的休息時刻，她會去陪她們。

「第一份工作每週只要工作二十九個小時，因此我又找了第二份工作，畢竟我無法負擔托兒所的費用。為了生存，我必須賺更多錢，」這名帶著眼鏡、頭髮整齊紮起來的年輕媽媽瑪麗蘇這麼說道。她在四歲那年，從墨西哥來到美國。瑪麗蘇這兩份工作的每週工作時數分別為二十九個小時。這是相當普遍的情況。如果員工的工作時數超過三十個小時，依法律規定雇主就需要提供醫療保險。（二○一三年至二○一五年間每週工作時數低於三十小時的兼差工作數量上升、工作時數超過三十小時的工作數量卻下降的情況，並不令人意外。）

壓榨下的居住權利 家庭的新定義

儘管如此，所謂的共親職或其他具開創性的實驗，就像是在用一顆顆渺小的鵝卵石，企圖擊退因缺乏政府補助的托兒或住房壓力，所幻化而成的巨獸。這些方法，確實能顯著地減少作為父母所面對的經濟壓力。一旦缺乏這些方法，如瑪麗這樣的家庭只能陷於困苦之中，因此類似如共親職此類量身定制的模式，正漸漸流行起來。

「許多家庭正在突破傳統家庭的藩籬。而這些情況變得愈來愈普及，」學者凱薩琳．格爾森（Kathleen Gerson）說道。她也指出，在那些弱勢家庭中，為了照顧孩子，經常會叫家族中的阿姨、祖母等其他成員來家中長住。

另一方面，研究方向以美國家庭及新經濟為主的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格爾森，向我解釋，此種共親職解決方案之所以未能大肆普及的其中一個阻力，就是美國人錯誤地「癡迷於核心家庭模式。所謂的家庭，並不只是包含因為法律或血緣關係所形成的團體，也包括那些聚在一起以共享關懷、經濟資源的人們。」因此，長久以來共親職成為「生活有困難者」所習慣採用的策略，她解釋道。如同托兒所或大學或研究所教育，某些地區內的住房價格變得異常高昂，而這也成為許多家庭受到壓迫的一大主因。本書中的許多父母有些僅能勉強負擔得起自己的住所，有些則因為價格合理的住房選擇過於稀少或開銷過高，而被迫離開自己長久以來所居住的城市。而共親職是他們所能想出來的小小抵抗。

由於美國境內許多城市可租或可買的房子是如此稀少，導致許多住在如舊金山等城市的老師與其他職業人士們，不得不兼任第二份工作。而這些情況也變得愈來愈普遍。如同普林斯頓大學的人口統計學家道格拉斯．馬賽（Douglas Massey）所寫的，許多住在美國昂貴城市或近郊、城鎮區域的家庭們，深切感受到數位經濟崛起對不動產價格所造成的影響。隨著科技領域的崛起，領高薪的科技業搬進了都市中心，改變這些地區的人口結構。有些時候，這些遷移還包括了科技公司的進駐，並在那些已發展成熟的地方上，發展出新的迷你都市，亞馬遜（Amazon）總部對西雅圖所造成的影響就是一個例子。漸漸地，那些在職貧窮者和岌岌可危的中產階級只能搬到外圍區域──行政區外緣或內部的邊緣地帶、較不受歡迎且遙遠的通勤城鎮，如離舊金山市區足足有三十二英里、光通勤就能叫你腰痠背痛的瓦列霍（Vallejo）。如今，受歡迎城市的緊縮狀態，或許以「空間不平等」一詞，能最好地闡述其內所展示的社會階級隔離（及種族隔離）、而非融合的情況。

炒房下的生存術

廿世紀下半、在艾德哈特還擔任記者的時候，由於房價下跌，負擔城市裡的房租或房貸並不常成為一種問題。然而，也正是因為房價的下跌，引發了徹底改變，低廉的房價導致投資者想要在都市房地產上賭一把，而新辦公大樓與豪宅的出現也讓城市變得益發擁擠。到了二○○○年，在波士頓、費城和其他以生產知識而聞名的城市如舊金山與紐約市等，基本上已無中產階級家庭立足的空間。握有權勢的人們聚集到這些城市中，拉抬餐廳與美術館的需求，而與此同時，長期居住在此地的居民們，卻只能不知所措地看著住房成本飆漲。今日，就如同都市學者大衛．馬登（David Madden）在那本他與馬庫色（Peter Marcuse）共同執筆的書中所言，「利用房地產追求獲利和將其作為住所的心態，產生了矛盾，而不動產業擊敗了住房需求。」希望住在理想城市內或其附近的中產階級者，不得不兼任第二份工作，就像我們在Uber司機的例子中所見到的那樣。這就是在職貧窮者長期以來，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做的事。

其中一個解決方案，就是進一步增強租金穩固性（rent stabilization），透過該系統來確保中產階級能在昂貴的城市中居住與生存。我就是住在租金管制屋（rent-controlled apartment）中長大的孩子，那是一個被塞滿了戰前書籍、有著下沉式客廳、儘管鬧蟑螂但房租確實遠低於市價的屋子。直到今日，我依舊住在一間同樣塞滿書籍且租金穩定的公寓中，一個可看到如同垃圾箱畫派（Ashcan School）閃閃發光的屋頂水塔，卻同時充斥著蠹蟲的房子。

整體而言，擁有租金穩定制度和管制的地方，往往也擁有較好的房地產發展規範（尤其是在那些令人嚮往的大都市裡）。儘管如此，此類解決方案自然是說比做容易。

當然，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目前還稱不上細緻的解決方案，如共宅（cohousing）：由住在私有、單一家庭住宅的家庭，加上公共空間或「共有住房」（common house）區域，所組成的跨代社區。如同共親職，共享住宅出現的原因部分在於核心家庭所導致的疏離、中產階級家庭所面臨的財務窘迫，以及都市內理想居住區域房價變得難以負擔等。在超過二十年的時間裡，我的叔叔和他的家人一直是住在華盛頓州的某個共宅社區裡。在美國，共有一百六十個類似如此的社區，且還有另外一百三十個社區正在形成。此外，「翻新共宅」（retrofit cohousing）此一足以振奮人心的支線發展，也正在興起。所謂的「翻新共宅」，就是指慢慢地針對某一居住區域進行集體改造（而不是蓋新的住宅），使其更適宜執行共宅生活。

被壓榨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