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科學實踐到人類社會中來，我們不必求最快、最好、最完美，而是從事開放的、包容的、懷疑的觀察。台灣要發展知識社會的最重要工作，是科學的實踐，是要將科學觀察精神落實於典章制度之中，是要發展出科學觀察的文化。

科學一詞，在大眾的心中是神秘的、高貴的、抽象的，科學家所從事的研究，也因此常被認定為具有特殊的社會地位。很多發明，若有冠上科學一詞，好像就一定不容懷疑；而不接受這種發明，則常被認定為非理性的、落後的。諷刺的是，這種「科學至高」的情結，事實上已將科學「玄化」或「神化」，因此違反了最基本的科學懷疑精神。可惜，「玄化」的科學研究在學術圈裡卻是逐日普遍，這種現象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也不能例外，令人以為社會科學家不是「與世隔絕」地提出無用的理論，就是「無病呻吟」地重覆一些已知的常識。

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丹尼爾‧卡尼曼卻是違反這個「玄化」潮流的學者。他延續197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賽門（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主張，研究實際社會中人類決策的現況，而非「假設」人類為完全理性、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私自利者。

「情人眼中出西施」是大家很熟悉的成語，數十年來認知心理學的很多研究，也證明這個人類的特性，是根據賽門「這是人類有限理性下」必然的結果。卡尼曼則更進一步發現，這些「非科學」的觀察及判斷，其實是有跡可循，依賴數種基本法則。然而，人類卻不自知自己會依賴這些法則，一再犯下同樣的錯誤，卡尼曼於是稱這種錯誤為系統性及可預測的錯誤。

這種錯誤對於企業決策，甚至是公共政策的擬定，有時會產生重大影響。例如在台灣企業家的投資模式，殊少經過西方科學的管理模式的嚴謹評估，而是因耳聞某好友的成功故事（這是卡尼曼所發現的「代表性」），但是一個成功的故事怎可代表所有的樣本呢？假設這個個案成功率只有十分之一，可是企業家若盲目的追隨，他失敗的機率就非常高，投資也可能血本無歸；這種錯誤若是在公共政策上，也可能造成重大的傷害。

2008｜諾貝爾經濟學獎　新貿易理論補充古典貿易模型不足

有「烏鴉嘴」之稱的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因在貿易模型分析以及經濟活動區位的卓越成就，獲頒2008年諾貝爾經濟獎。克魯曼1953年生於紐約長島，現年55歲，屬於天才型的經濟學家。他於1974年在耶魯大學經濟系完成大學學業，時年21歲，1977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年僅24歲。他隨即返回耶魯大學經濟系擔任助理教授，自1977年至1980年，為期三年。1980年克魯曼27歲，再度回到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副教授，並於1984年升為正教授，時年31歲，其後更榮任經濟學「福特國際教授」（Ford International Professor）。1982到1983年，而立之年的克魯曼，便擔任美國雷根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資深經濟學家。他也曾任教於史丹佛大學，目前則任職於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經濟學與國際事務，並於1999年起擔任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每星期發表兩篇通俗文章，是公認非常入世的經濟學家。

克魯曼的研究專長主要在於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是「新貿易理論」（new trade theory）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近年則非常專注於國際金融與通膨危機的研究。克魯曼在頗為年輕時即已展露研究才華，不但著作豐富且擲地有聲。他在38歲時即榮獲美國經濟學會頒發的「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克拉克獎章每兩年頒發一次，是美國經濟學會針對「四十歲以下、對經濟思想與知識具有顯著貢獻的美國經濟學家」的表揚，素有諾貝爾經濟學獎搖籃之稱。雖然克魯曼的成長與活動範圍大多限於美國的東北部，但是他的影響力遠較此寬廣得多。到目前為止，克魯曼曾經撰寫或編輯過20本以上的書籍，完成200篇以上的專業學術期刊與專書論文。他不僅在經濟學理論上的成就與貢獻頂尖，更藉由通俗書籍與文章解釋經濟現象、評論經濟事務，其影響不僅在於嚴肅的學術界，更及於普羅大眾。

克魯曼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少數在得獎前即廣為普羅大眾所知的經濟學家之一，這當然與他積極活躍的個性、與對政府及時事不吝大鳴大放有關。對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即使他自己做作地若無其事，還在公布得主的當日早上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寫道：「今天早上我有一些好笑的事發生」，但是事實上，學界對於克魯曼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猜測已存在些年，他不可能不知道這個情形。雖然在克魯曼得獎後，各界（特別是國內）讚頌之聲不絕，間也有些對他不是十分認同的聲音，但這些大多是對其在預測經濟情勢（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或東亞經濟成長的微弱基礎）、或對布希政府的嚴詞批評等通俗言論的觀察。諾貝爾獎作為全球最高學術榮譽的代表，其所要表彰的，當然不會是克魯曼的通俗言論，其在相關學術領域必有其貢獻與可觀之處。

就學術研究而言，克魯曼對於經濟事務的洞察力極高。較之其他學者，他通常在一個經濟議題出現的幾個月或幾年前即加以鎖定，並針對議題建構一個不算太龐雜的經濟模型，提供嶄新且未能先被預期的經濟意涵。當這些議題很快引起一般重視後，克魯曼的模型早在一旁等待其他經濟學家的追隨。這些經濟學家對於克魯曼的反應通常讚譽與惱怒兼有，理由自然相同。

事實上，克魯曼的經濟模型非常清爽而簡單，通常僅靠特定的函數型態假設來進行分析。一般而言，特定函數型態的設定常被質疑不夠一般化，似乎難以處理議題的複雜性。許多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試圖將克魯曼的模型加以延伸並一般化處理，這當然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結果，但通常的情況是，克魯曼所選擇的特定函數型態極為妥適，以至於更為複雜且一般化的延伸模型，也無法推翻克魯曼模型的核心發現與經濟意涵。也就是說，克魯曼模型的特定假設實已如匕首般直指問題核心，足見他以簡馭繁的功力。

2017｜諾貝爾經濟學獎　經濟與心理的「不當行為」研究

故事要從塞勒1970年代在羅徹斯特大學讀博士班的時候談起。當時他進行了一項研究，希望能估算出「人命的價值」。塞勒設計了一份問卷，並且提供受訪者兩個情境。第一個情境是：社會上爆發某種疾病，導致每個人的死亡率都增加0.1％，現在有一種解藥吃了可以讓死亡率下降，你願意花多少錢買這種藥？第二個情境是：你好端端地生活在一個沒受疾病感染的地方，但是你的老闆想要派你冒著0.1％的死亡風險進入疫區工作，他需要額外付你多少錢，你才願意接受這樣的差事？

根據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兩種情境的答案都代表了「0.1％的死亡率」值多少錢，換句話說，就是「千分之一條命」的價值，因此同一個人對於兩種情境的答案應該要大致相同才對。然而，問卷結果卻完全不同。針對第一個情境，大多數受訪者不願意付超過2000美元的代價；可是針對第二個情境，卻有許多人認為至少要補償他50萬美元才夠。同樣是為人命估價，兩種方法所得到答案竟然南轅北轍！

塞勒把這個發現拿去找指導教授討論，指導教授卻叫他別浪費時間在這種事情上。不過塞勒並沒有照辦，反而開始仔細觀察周遭的世界，廣泛蒐集各種主流經濟理論所無法解釋的現象。在塞勒的自傳中，他將這些異狀稱之為「不當行為」。

有哪些行為屬於「不當」呢？比方說，史丹利對花粉過敏，可是每個週末卻忍著過敏在自家院子割草，不願意花10美元的金額雇一個人來代勞。當史丹利被問到如果鄰居出20美元請他割草，是否願意幫忙？他的答案卻是斬釘截鐵的不願意。這裡出現一個很弔詭的問題，如果史丹利不願意花10美元請人幫忙割自家的草，似乎表示他的時間成本（外加忍受花粉過敏的痛苦）不值10美元，另一方面鄰居用20美元卻請不動他，表示他的時間成本比20美元還貴。究竟為什麼一個人的時間成本可以同時比10元便宜，卻又比20元貴？

又比方說，在暴風雪天裡，為什麼拿到免費贈票的人會放棄出門去球賽，但是自己花錢買票的人卻執意冒著危險出去，只為了把球票的錢「賺回來」？經濟學原理不是都教我們，花出去的錢是潑出去的水，已經是「沉沒成本」，所以如果天候不佳開車太危險，無論是別人送票或自己買票，都不應該出門？

此外，開派對的時候，大夥怕先吃零食反而吃不下主菜，所以乾脆把零食收起來，免得吃個不停。這不對呀！經濟學原理說，人的選擇愈多越好，因為如果多出來的選擇你不喜歡或認為不應該選，永遠可以不要選。不過，現實似乎不是如此，我們常常會缺乏意志力，吃的永遠太多，存錢永遠不夠，想規律運動卻每天立志從明天再開始吧。在塞勒眼中，各種「不當行為」層出不窮，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21世紀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