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文化與社會組織創新之前，這一章重點回應戴蒙的挑戰：「農業的發明是自從有人類以來所犯的最大錯誤」。 我們將具體從風險應對力視角探討一些技術創新的價值，尤其是那些不一定改進生產力，但能強化人類福利、促進文明化的技術創新。這些小到烹飪技術，中到農作物的多樣化，大到農業的發明和發展，都與風險挑戰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正是這些改革在實質上減少人類的生存風險，淡化暴力傾向。

農業因氣候風險而發明

既然發明農業後的「惡果」這麼多，人類為什麼還堅持認為這是好事呢？尤其是，如果定居農耕那麼糟糕，就不應該看到世界七個不同地區大費周章地進行一項導致自己生活水準「下降」的變革。這要麼說明人類非理性，要麼表明我們僅以生產力評判人類進步的理論有缺陷。

已有的幾種解釋都不能令人滿意。 在十九世紀，達爾文認為，由於農業產出比狩獵採集更豐盛，所以那些地區選擇了定居農耕。然而，前面介紹的二十世紀以來的考古證據告訴我們，實際情況正好相反：農業早期的人均產出更低，以致身高下降。第二種假說則將農業的誕生與氣候平均變暖聯繫在一起，認為農業都是出現在最後一個冰河期之後，世界範圍內的平均氣溫升高，更適宜農業生產。 但事實上，在最後一個冰河期，地球各地不缺常年氣溫高的地方，而且是千年不變，至少也是數百年不變，可沒有看到那些地區的原始人早早發明定居農耕。還有解釋說，是因為氣候變得更加乾燥，不利於遊牧狩獵了。

馬特蘭加談道 ，這些基於變乾、變熱、變冷等針對「平均氣溫」或「平均濕度」的解釋都站不住腳，因為在農業之前的千萬年裡，地球上熱、冷、乾、濕的地方都有過，但沒逼出農業，而且考古證據表明，在農業誕生前後，安第斯山脈氣候乾冷，中國東部濕潤溫暖，北美東部潮濕陰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則乾燥炎熱。乾冷、濕熱、濕冷、乾熱四種氣候類型都沒有妨礙那些地方從遊牧轉向農業。可想而知，背後一定存在更深刻的原因。

是否存在這樣的可能，由於偶然因素，農業先起源於一地，然後再擴散到其他地域呢？現有的證據顯示：中東、中國東部等七個地區的農業是相互獨立起源的 ，「一地起源，逐漸擴散」的理論與考古證據不符。既然如此，合理推斷引致以下結論：在這數千年間，某個因素在全球範圍內發生變化，導致「狩獵採集」不再是達到喬辛建立的狩獵採集者決策模型中理想生存目標的有效方式。

民安財足然後樂——禮制與家秩序

不過，雖然二十世紀初，社會按儒家的願景成功重構了，但是否帶來「財用足」、「庶民安」及「然後樂」呢？緒論中談到，西漢時期，中國人均GDP為四百五十美元，到了一九五〇年為四百三十九美元。 也就是說，按照「唯生產力」的標準判斷，儒家兩千年的努力不僅沒帶來「財用足」，勞動生產力還略有下降，「徒勞」兩千多年沒有進步！——當然，本書討論至此，我們已經知道「唯生產力」論的片面性。如果要全面評價儒家創舉的貢獻，我們就必須從「風險應對力」這個層面，看看儒家禮制和宗族建設是否帶來「庶民安」以及廣泛的幸福快樂，這就是本章重點探討的主題。儒家主導中國社會這麼長久，本身就說明這套體系必然有它的積極價值，只是從前學界在評估儒家文明時，要麼只從定性的文化角度，尤其是從儒家價值座標來評估，要麼就受到「唯生產力」論的約束。

以往，對儒家禮制的關注多是宣傳教育抑或批評，少有經濟上的邏輯分析，更缺乏實證檢驗。經久不衰的文化體系不會只是為文化而文化，必然會因為所在的社會帶來價值而被廣泛接受、流傳下來。二十世紀初，康有為的學生陳煥章試圖對儒家做經濟學解釋，算是一個例外。陳煥章一九〇四年中進士後，次年留學美國，分別就讀於庫克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後著有英文著作《孔門理財學》 ，向西方社會介紹儒家禮制。但是，由於陳煥章在一九一一年出書時經濟學本身的發展還有限，也沒有計量實證方法，加上他的立意在於推廣儒家，因此難免留下許多有待回答的問題：儒家禮制的經濟邏輯是什麼？其倫理規制到底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實際成本與收益又如何？對提升人的風險應對力有何影響？

家秩序的經濟邏輯

有了姓氏、輩分、五服、族譜、祠堂、祭祖、族產、義莊等基本要件，宗族就有了明確的邊界和凝聚族人的財產基礎：名列族譜，或配享祠堂，你就是這個族的人。每次宗族聚會、重修族譜，又或每一場典禮、祭祀祖宗，相當於重新溫習宗族的邊界，確認族人身分。在這個基礎上，透過共同居住或頻繁相聚等方式，族人可以充分了解彼此，降低成員之間的資訊不對稱，讓他們更清楚誰「靠得住」、誰「靠不住」、哪家喜歡「搭便車」，或者在發現誰好賭、懶惰時，提前給予警告、處罰，成員之間能夠建立遠比陌生人更牢固的信任關係。因而，在族人間跨期分攤風險、共用資源的過程中，「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遠比與外人交易時小 ，基於關係緊連的團體實現跨期承諾，令人更加放心。

文明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