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跨地區商貿真的推動了文明化進程嗎？我們可以通過運河的經歷驗證這個命題，即當既有的跨地區商貿發生中斷時，習慣依賴該網絡應對風險的社會在之後會經歷什麼變化？

運河廢棄帶來的後果可以幫助回答這個問題。十八世紀後期，黃河連年決口氾濫，衝擊相連的運河段，並帶入大量泥沙，日積月累之下，運河河床漸漸抬高，甚至把河水倒灌回黃河。至道光初期，因年久失修，運道明顯太淺，一些河段甚至接近「死河」。一八二四年冬更是雪上加霜，中國第四大淡水湖洪澤湖大堤決口，湖水漫溢，使運河水量大降、水位過低，漕運與商貨持續受阻停頓，威脅皇城的生命線。次年，為解決漕運挑戰，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呈奏《籌漕運變通全域疏》，指出解決漕運危機的唯一辦法是「暫雇海運，以分滯運，酌折額漕，以資治河」，並建議雇用民間商船運送漕糧，也准許船商攜帶私貨，意思是漕糧運輸應該國營民營皆可行，同時通過允許私貨，給船商更多激勵。這一建議得到安徽巡撫陶澍的支持，陶澍在《籌議海運摺子》中說，英和之議是「誠識時之要著，目前籌運之策，無逾於此。」

大航海時代與現代跨國貿易體系

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來到印度洋和太平洋，沒多久就取代了阿拉伯商人，成為海上絲路的主導者。這就帶出一個疑問：既然穆斯林商人具備那麼多組織優勢，為什麼到了十六世紀，他們的身影在海上絲路消失？尤其十七世紀後，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商人和西班牙商人也不再主導海洋貿易，改由信奉新教的荷蘭人與英國人主導，後者與以新教為主的美國一道建立起我們今日熟悉的全球化體系，這個演變過程又折射出不同文明的哪些特色呢？正因為今天的全球貿易網絡對解決人類生存挑戰、提升各社會的風險應對能力、降低暴力等貢獻甚巨，這一節將聚焦海上絲路的後續演變。

伊斯蘭世界的轉型

伊斯蘭教於西元七世紀初創立後，信眾不僅在海洋貿易上表現出色，在科學與技術等領域也引領世界 ，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生物、醫學等等，創造出伊斯蘭文明的黃金時期。應該說，在西元七五〇年之前，伊斯蘭社會的科學貢獻還不突出，可是在之後的一個世紀裡，阿拔斯王朝遵循教義召喚，「我的主啊！求你增加我的知識。」（《古蘭經》第二十章一百一十四節），出資將能找到的各國哲學與科技著作譯成阿拉伯文，四處興建圖書館，創辦研究機構，鼓勵信眾探索科學知識。於是，八至十二世紀，在政府和民間商人的雙重資助下，伊斯蘭科學創作達到鼎盛，超越其他文明 ，與穆斯林商人引領海上絲路的時期同步。

那為什麼伊斯蘭文明從十二世紀開始由盛轉衰呢？根據錢尼（Eric Chaney）教授的量化研究 ，主要原因在於伊斯蘭教的「遜尼派復興」改革，也就是說，西元一〇五五年，遜尼派的塞爾柱土耳其人征服了白益王朝的巴格達，啟動史稱「遜尼派復興」的改革運動，這場運動一直進行到兩百年後，核心是強化宗教領袖對社會的政治控制權。

荷蘭人與英國人何以後來者居上

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取代穆斯林商人，成為阿拉伯海、印度洋與西太平洋海路的新主人。一六四一年，荷蘭人從葡萄牙人之手奪取麻六甲海峽的控制權，標誌著海上絲路易主。那時，荷蘭人口約150萬。

荷蘭人的長程海運技能源於地理因素。荷蘭地處北海南岸，天然資源缺乏，土地貧瘠不利種植，很早就被迫以海上捕魚和水陸貿易謀生。一五八六至一五九三年間，義大利托斯卡尼經歷多年旱災，饑荒不斷，出生率大降 ，導致托斯卡尼君主花了百萬金幣從當時歐洲最大的糧食市場阿姆斯特丹購置大量小麥、黑麥及其他穀物，但是數萬噸的糧食要從波羅的海港口出發，穿越波羅的海，繞進北海，經大西洋南下，入地中海，才能到達托斯卡尼，光是一五九三年就海運了1.6萬噸的小麥、黑麥，這在當時可不是一項小工程。但這種運輸量對荷蘭海商不是問題 ，在他們的努力下，托斯卡尼的災害衝擊得以緩和，出生率重新回升。那次經歷再次佐證了跨區商貿提升人類應對風險能力的命題。

災荒之下，運費再高，托斯卡尼也不得不支付，使得荷蘭海商賺得盆滿缽滿，而且他們將糧食運往義大利卸貨，回程時從托斯卡尼或里斯本購進二手亞洲香料，轉銷阿姆斯特丹等北歐市場可再賺一筆，由此獲得亞洲香料的高利潤。托斯卡尼災情過後，從波羅的海往地中海運糧的利潤率下降，迫使荷蘭海商重找出路。雖然荷蘭人之前沒有直接去印度洋進行長途貿易，但他們打聽到，從歐洲進皮革、羊毛、棉紡等商品銷往東方，回程再載上亞洲香料，賣到歐洲市場，會比來往波羅的海與地中海更賺錢！ 於是，從一五九三年開始，荷蘭商人借助從地中海貿易積累的利潤，相繼參股組成不同的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探索前往西非、然後東非、進而往東印度群島的海道，挑戰葡萄牙人對印度洋香料貿易的壟斷。

工業化催生福利國家

在原始社會時期，人類生存風險源於自然，沒有「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這些人造風險；進入定居農耕後，因為跨期儲存技術、婚姻家庭、血緣宗族以及宗教的發明和演進，許多天災可以逐步應對，特別到了新石器後期，為了更主動治理旱澇風險，需要水利灌溉，從而催生國家形態；等到國家逐步完善，大規模動員資源的能力上升，更是將多數自然風險對人類生存的衝擊加以控制。這就是為什麼在平克總結的眾多研究裡，國家形態的社會在暴力命案率上遠低於不具備國家形態的原始社會（本書引言和第一章），國家形態下既有更好的規則與秩序，也具備更強的資源調配能力，就像前面介紹的清代中國一樣。但是，那些風險應對措施都是針對自然風險，是前工業化時代的創新；就如農業革命深深改變了人類生存狀況一樣，工業革命也在多個層面再造人類社會，帶來全新的生存風險。

在工業革命以來的發達社會，民眾關注的似乎不再是天災風險，部分原因是在前述宗族、宗教、市場和政府福利的多重防護之下，一般的天災衝擊基本上能快速被制止；現代人更擔心的是「人禍」風險，包括一九二九年金融危機後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大蕭條、一九八七年股災、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二〇〇〇年網際網路泡沫破滅、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二〇一〇—二〇一二年歐債危機。即使像二〇二〇年新冠病毒疫情危機，或許最可怕的不是病毒本身，因為其殺傷力遠不如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西班牙大流感，但網際網路和全球化下的各國政府聯合救市行動、超乎常規增加貨幣供應，為全球經濟埋下巨大的隱患，深藏新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風險。新的生產方式、新的市場、現代的全能政府，帶來古代人類沒有經歷過的全新風險 ，「人造風險」成為主要挑戰，促使各國在避險手段上進行創新。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國家避險救災的角色不斷擴張，推演出更加萬能的福利國家，但由此又帶出更新的風險，這個迴圈仍在進行。在這一節，我們將重點探討現代福利國家興起背後的風險邏輯。

文明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