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是美國首都最舒適的月份。那一天，華盛頓的天氣照例清麗宜人，秋高氣爽時節特有的清涼微風，搭配淡藍色的天空，令人心曠神怡。橘紅交錯的樹葉在賓州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的白色大理石紀念碑上，輝映出光彩奪目的畫面。白宮南側草坪的一張小木桌旁，站著被二十幾名參議員與兩黨代表簇擁著的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他手裡握著一支鋼筆，臉上露出興高采烈的神情。

進入第二個任期後，雷根總統在國內方面的第一優先考量是大幅降低稅率，而此時他剛完成這個大修稅制的心願。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當天即將簽署租稅改革法案的他，自有開心的理由。世界各國當中率先對高所得課徵近乎充公稅率的美國，將自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工業國家中最低的最高邊際所得稅稅率：28％。經過三個星期的議場辯論，這項租稅法案最終以九十七比三的懸殊比數在參議院獲得通過。連民主黨的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亞爾．高爾（Al Gore）、約翰．凱瑞（John Kerry）以及喬伊．拜登（Joe Biden）都滿腔熱情地投下了贊成票。

這項法案本身並不特別受大眾歡迎，不過，美國政治與知識圈菁英對這項法案的熱烈支持，簡直難以用筆墨形容。對那些菁英份子來說，這項法案代表理性的勝利、共同利益戰勝特殊利益，它揭開了全新成長繁榮世代的序幕。儘管目前很多人認為那個法案是造成不平等情勢急速惡化的主要貢獻因子之一，但當年參與打造這項法案的每一個人，迄今仍深情緬懷這項法案。在美國各大學任職的活躍經濟學家，更幾乎將宣揚該法案的優點視為他們的專業責任。

此前幾十年間對高所得課徵90％稅率的美國政府，怎會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突然改弦易轍，相信改採28%的稅率比較好？這個在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大逆轉，部分是反映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劇烈變遷，而那些變遷正是促使雷根在此之前六年贏得總統大選的要素之一。當時共和黨以現代化的詞藻重新活化南北戰爭前的南方抗稅說辭，成功團結了全國各地的高所得選民與南方的白人。朝聖山學舍（Mont Pelerin Society）自一九四七年創立以來便大力鼓吹「小政府」概念，但到貝瑞．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投入一九六四年總統選戰時，這個概念才開始漸漸變得具體化；而到一九七〇年代，這個概念才終於在一個保守性基金會網路不遺餘力的推動下滲透到主流思想，並在政治圈風行。

根據這個意識型態，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要捍衛財產權，而推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是利潤最大化的業務以及營運過程中的租稅最低化。根據這個世界觀，「世界上沒有社會這種東西，只有個別的男男女女。」對這些分裂為原子的個人來說，租稅是一種致命的損失，幾乎可稱為合法化的竊盜行為。

的確，此刻手握著鋼筆在白宮草坪上發表演說的雷根總統，公開廢除的是一個已變得「反美」的稅制；它的「高度累進本質重創了個人經濟生活的支柱。」相反的，新法案是「美國國會歷來通過的計畫中，最能創造就業的計畫。」

不過，光憑那些詞藻，雷根的租稅改革應該無法通過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遑論獲得參議院的壓倒性支持。所以，這項稅改法案的勝利必有其他內情。根據雷根和當年擁護這項法案的民主黨人所言，當時的立法人員別無選擇：所得稅變得一團糟，而且不當操縱的情況極度猖獗。基於這種種失控的事態，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削減稅率，同時積極填補各項租稅漏洞，以彌補因稅率降低而折損的稅收。

一九八六年的稅改法案闡明了累進稅制如何走到終點。但這個稅制並非經由民主方式而走到終點，換言之，它並非在選民的意志下被終結。觀察累進稅制歷來幾次走回頭路的狀況，就可發現一個共同型態：最初是非法避稅行為大增；接著政府哀嘆課不到富人的稅，並因此主動降低富人的稅率。了解這個惡性螺旋——避稅行為最初如何會增加？為何政府不阻止避稅行為？——就是了解租稅歷史與租稅正義的未來的關鍵。

向有錢人課稅

當年還是總統候選人的川普吹噓非法避稅讓他顯得很聰明後，最後終於也具體說明他究竟是發揮了什麼會計本領才無須繳稅。川普在第二場總統辯論會中說道：「我有一筆沖銷（write-off），其中多數是折舊，折舊是一種美好的費用。」「我愛死折舊了。」川普為了強化「租稅系統是一場作弊競賽」的論點，繼續舉例說明希拉蕊‧柯林頓的有錢金主一樣也沒有繳很多稅。「她的很多朋友享受到更多的所得可扣除額。華倫‧巴菲特就申報了巨額的可扣除額。」

沒有人知道在川普內心深處，所謂「巨額可扣除額」是什麼，不過，由於巴菲特一向信誓旦旦地公開表示將在有生之年捐出多數的財富，所以慈善捐款的可扣除額可能就是其中一項。身為波克夏（Berkshire Hathaway）董事長兼執行長，巴菲特對於這項無端指控，迅速在隔天針對個人稅務的細節發出一份聲明。巴菲特表示；「我的二〇一五年申報書表顯示，經調整的所得毛額為1,156萬3,931美元。」

和川普在電視上所主張的相反，巴菲特並未申報巨額的可扣除額，而且巴菲特確實有繳稅：「我那一年的聯邦所得稅金額是一百84萬5,557美元。在那之前幾年的所得稅申報資料也很類似。自一九四四年起——那一年我才十三歲——我每年都繳納聯邦所得稅。」巴菲特提出這份聲明的目的，是為了證明人稱「奧哈馬的先知」（Oracle of Omaha，譯注：外界對巴菲特的美稱）的他，是一位負責任的公民，絕對不像實境秀名人川普那樣逃避對社會的責任。

但事實上，這份聲明卻透露了相反的訊息。根據《富比世》雜誌的報導，巴菲特二〇一五年的總財富為六百五十三億美元。我們並不清楚這些財富的精確報酬率，但且讓我們保守假設那些財富的報酬率為5％。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代表巴菲特二〇一五年的稅前所得，應該至少有653億美元的5％，也就是32億美元。巴菲特雖自豪地公開揭露他那一年繳了大約180萬美元的聯邦所得稅，但和上述估算報酬比起來，他繳的稅金簡直比九牛中的一毛還要少。只要敲敲計算機就知道，儘管川普吹噓他沒有繳稅，但自認道德形象和川普差距甚遠的巴菲特，實際上的有效所得稅稅率也只有大約0.055％。

每一個誠實納稅的人都一樣；每一個非法避稅者也各有一套逃避繳稅的方法。川普從他父親那邊繼承了巨額的財富，但他設法規避了繳納遺產稅的義務，接下來，他又善加利用租稅規劃產業為他量身訂做的各種非法避稅方法，降低他的應納所得稅金額。巴菲特則是走另一條不同的路線。他的財富主要是波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股份。該公司沒有發放股利，而它轉投資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後，也強迫那些企業停止發放股利。這個作法產生了什麼影響？

幾十年下來，巴菲特的財富持續累積，但因為財富藏在他的公司，所以他免繳個人所得稅。不斷再投資的盈餘使波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股價年復一年不斷上漲，目前該公司的每股股價已達到大約30萬美元，是一九九二年的三十倍。巴菲特只消賣個幾股的股票，就能應付他的所有需求。舉個例子，只要以每股三十萬美元賣掉四十股的波克夏股份，巴菲特的個人銀行帳戶就能進帳1,200萬美元。到時候他只需要針對他真正實現的少量資本利得繳納微不足道的稅金，而且接下來不用針對這筆收入再繳其他稅金。

眾所皆知，巴菲特的確曾公開感嘆他繳的稅太少，立法人員也已提出了修正這種不公不義情事的提案。其中最著名的作為，是歐巴馬在二〇一一年與希拉蕊在二〇一六年所倡議的提案，這些提案牽涉到針對年度所得達一百萬美元以上的個人課徵30％的最低稅賦。這項「巴菲特條款」（Buffett rule）已成為民主黨租稅平台的支柱。這項條款理當能解決巴菲特所反映的問題：由於資本利得稅的最高稅率（二〇一九年時為20％）低於薪資稅（37％），所以巴菲特的所得（他的所得多半是資本利得）被課徵的稅率低於他的秘書（秘書的所得多半是薪資所得）。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巴菲特賣出少數股票後被課徵20％稅率的那些所得相對他的實際所得而言，簡直微不足道。就算是針對這些微不足道的所得課徵30％的稅率，對巴菲特來說還是不痛不癢。所以就算「巴菲特條款」真的頒佈施行，巴菲特個人的應納稅額也不會因此產生有意義的差異。

川普和巴菲特各自坦承他們的納稅金額微不足道。即使是開心納稅的億萬富翁，對國庫的貢獻都不多。誠如我們先前討論過的，若將所有租稅列入考量，超級富豪的整體有效稅率比中產階級更低。所以，到目前為止被端出來的多數提案，都對這個問題沒有太大的矯正效果。我們要如何擺脫這一團糟的局面？

不公不義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