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了解過去十年的歷史，就必須認真對待這個再次得意的時刻。考慮到隨後發生的事件，我們的回顧很容易被暴怒、憤慨和恐懼結合的陰影所壟罩。但那時恢復自信的感覺很真實，而且留下學術遺產。當時是第一次開始有人寫下對經濟危機的調查。最樂觀的人堅持《金融體系發揮功效》（The System Worked）；還有人宣稱二○○八年已經變成《現況危機》（The Status Quo Crisis）；最悲觀的版本則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擺滿鏡子的大廳》（Hall of Mirrors）裡。正是因為危機太早就被有效抑制，才產生出這種虛假的穩定感。這反而會削弱根本改革所需的能量，而且這意味著危機會重複發生的嚴重風險。但是危機的重複發生與危機延續或擴大不同，這些說法都理所當然的說明二○○八至二○一二年的危機已經結束，不管多麼悲觀的版本都是如此。

這也是《崩盤》開始論述的基礎，《崩盤》將對已經結束的危機進行週年回顧，二○一三年的緊急任務似乎是解釋華爾街和歐元區危機怎麼相互關聯的歷史，充分展現危機的跨國特性，影響擴及西歐、東歐和亞洲；凸顯在應對危機的反應與聯準會採取的新措施上，聯合國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詳細記錄危機的痛苦與歐洲的反應持續失當，以及解釋跨大西洋的金融外交嚴酷但沒被正確評價的時期。這些事情仍然值得去做，但現在已經呈現出一種更不祥的新意義。因為只有掌握以美元為主的金融體系內部運作，以及這個體系的脆弱性，我們才能了解在二○一七年隱藏的風險。如果川普的總統任期是美國政治威信的最低點，那麼這一切就更令人不安了，因為對美國的高度仰賴不只出現在二○○八年，在歐元區危機時也是如此。
 
我們現在必須處理的是，與二○一二至二○一三年的基本假設相反，危機事實上並沒有結束。我們面對的不是重複發生的危機，而是危機的突變與轉移。正如本書第四篇顯示，二○○七至二○一二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在二○一三年至二○一七年間演變成冷戰後世界秩序下一個廣泛的政治與地緣政治危機。

而且無法避免有著明顯的政治意義。把保守主義當作危機應對的信條可能是個災難，但是二○一二年以來發生的事件認為中間派自由主義者取得勝利也是錯誤的。隨著在美國針對不平等的辯論已經明顯升級，中間派自由主義很難為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的長期問題提供有說服力的解答。
 
危機使原來存在愈來愈多不平等和權力剝奪感產生的緊張局面加劇，並使二○○八年以來應對危機所採取的激烈措施加大力道，儘管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顯著，但都有副作用。在這點上，保守派是對的。而在這段期間拋出來的地緣政治挑戰並沒有消失，這些挑戰並非來自中東國家的激烈動盪，或是「斯拉夫」國家的落後，而是全球化的成功推進。挑戰已經加大。而且，雖然「西方聯盟」仍然存在，但協調能力愈來愈差。
 
二○一四年，日本突然傾向與中國對抗，歐盟這個「不發展地緣政治」的巨人，則如「夢遊」般的陷入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同時，在歐元區危機處理的一團糟之後，歐洲的左翼與右翼政黨都出現大動員。但是在面對糟糕的政府失靈時，並沒有展現出歐洲民主的活力，反而難看的呈現出將後危機時期的新政治妖魔化為「民粹主義」，這也許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跟一九三○年代的情況一樣，或是歸咎於俄羅斯的惡意影響。維持現狀的力量聚集在歐元集團，想要開始抑制與抵抗二○一五年希臘和葡萄牙上任的左翼政府。在新增的權力支持下，歐洲央行完全動起來，這無疑對歐元區的穩健產生影響。更加急迫的問題則是歐洲民主的限制與不平衡。反對左派，攻擊政策的合理性，這種野蠻的抵制策略發揮效果。而且就像英國脫歐、波蘭和匈牙利的情況所證實的，他們沒有反對右派。

量化寬鬆的效果

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聯準會的低利率政策引爆投資熱潮。聯準會的購買債券計畫推升債券價格、壓低殖利率，誘使投資人將資金移出債券，轉向高風險、高報酬資產。這股投資熱究竟有多大程度促成股票市場榮景，至今仍未有定論。計量經濟學的實證研究顯示，第一次量化寬鬆政策對二○○九年第一階段股票市場復甦的影響最為明顯。

但對於華爾街投資人而言，已經有足夠證據顯示，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變化與標準普爾五百股票市值的攀升確實有相關性，他們也認同這點。一位花旗集團的戰略專家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說道：「一切都與貨幣政策相關，左右市場的幕後推手並非經濟基本面，而是央行的流動性。」二○○八年，聯準會曾出手干預，提供數兆美元來為金融體系紓困，避免市場崩盤。因此，現在市場非常關注聯準會的一舉一動。
 
投資人發現，不僅美國股票能創造較高的收益，國外股票市場也是如此。對所有人來說，美元相對便宜。如果投資人願意承擔匯率波動的風險，就可用相對便宜的成本借到美元，然後投資高收益的新興市場。若債務到期前美元並未大幅升值，便可透過利差交易創造可觀的報酬。至二○一五年中，美國以外的其他各國政府與企業總計累積高達九‧八兆美元計價的債務。大部分屬於富有的已開發國家，不過其中有三‧三兆美元為新興市場債務人所有，包括公部門與民間部門。對於追逐獲利的投資人而言，愈是遙遠陌生國度的證券，愈是好的投資標的。

二○一二年九月，尚比亞首次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債券。五‧六％的票面利率相當誘人，總價值七‧五億美元的債券吸引超過一百一十億美元的資金搶購。一年後，由莫三比克政府出資成立的鮪魚創投公司發行八‧五億美元債券。總計二○一二至二○一二年間，非洲主權債務人總計獲得一百七十億美元的債券融資。二○一三年五月，債券市場熱潮到達高峰，國營的巴西石油公司（Petrobas）發行一百一十億美元的十年期債券。這是史上新興市場企業發行規模最大的債券。由於需求太多，導致巴西石油公司債的殖利率降至四‧三五％的低點，甚至低於許多主權債券。
 
對債務人而言，全球對新興市場債券的興趣有增無減是件好事，但也因此使他們面臨極大的風險。採取積極投資策略的大型管理基金搶進擁擠的市場。國際貨幣基金指出，全球前五百大資產管理公司持有的投資組合總計超過七十兆美元，即使僅有一％的資產重新配置，也等於高達七千億美元的資產流入或流出，這筆龐大的資金流動足以淹沒新興市場或導致資金匱乏。二○○八年因資金出逃導致全球邊陲地區的經濟體面臨流動性不足的危機，當時撤離的資金總金額不過二千四百六十億美元。

到了二○一二年，因大筆熱錢湧入，徹底改變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面貌，當時流入的總金額為三千六百八十億美元。如此懸殊的比例將導致債務人面臨極高的風險。對投資人而言也不是一件好消息。原因在於，如果瞬間有大筆資金撤離，小型新興金融市場的資金出逃效應將會被放大。如果聯準會政策轉向，全球熱錢回流美國，誰會率先出脫持有的債券？誰可以在不至於造成致命虧損的情況下安然脫身？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二○○八至二○一四年間，專業管理基金持有的新興市場股票和債券金額，從原本的九千億美元增加到一‧四兆美元。若和全球數十兆美元相比，這個數字並非特別驚人。但是，如果和二○○七至二○○八年導致金融危機爆發的次級房貸資產壞帳、以及二○一○至二一二年間造成歐元區市場大幅震盪的希臘、西班牙與愛爾蘭債務危機相較，規模卻是不相上下。歷經次級房貸和歐元債務危機之後，新興市場會是債務危機「三部曲」的下一個引爆點嗎？

危機還在加深

當然，跨大西洋關係並非僅建立在金錢之上。這當中還包括深層的文化、政治、外交與軍事關係。二○○○年代初期，這些層層關係也擴張到亟欲加入歐盟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歐地區。在東亞，美國的聯盟體系組織鬆散，西方並未完全贏得冷戰的勝利。中國經濟的崛起代表共產黨的勝利。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懷疑與中國密切合作、建立全球經濟治理制度的可能性偏低的根本原因。與南韓、日本與歐洲不同的是，中國並沒有附屬於美國全球網絡的一部分。

當美國二○○八年擴大換匯協議時，實施地區的經濟活動不受政治干預、但是存在有深層的權力關係。然而，中國的海外投資多半帶有政治性目的，國營企業扮演的角色讓人懷有戒心，因此很難與其他國家形成共通的經濟利益，例如：聯準會有正當理由為了解決歐洲危機而擴大換匯協議。此外，基於過去西方國家與東歐國家接觸的經驗，華府與歐洲是否有能力在地緣政治情勢緊張的地區成功執行金融外交，很難讓人抱持樂觀態度。事實上，二○○八年八月危機爆發前幾個星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針對向東擴張計畫所舉行的會談就是導致俄羅斯入侵喬治亞的原因。

但是儘管如此，在二○○八至二○○九年緊張情勢升至最高峰的期間，西方國家依舊對東歐地區漠不關心。二○○九年，布希政府內部的資深官員警告，西歐與東歐將再度面臨分裂的危險。到了二○一三年，歐盟因為烏克蘭問題如夢遊般與普丁發生正面衝突。在此同時，歐巴馬政府正積極推動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中國認為此舉無疑是針對中國採取侵略性圍堵策略，日本與諸國之間因為南海東部海域的小島主權發生爭執。川普政府確實是陰晴不定，但事實上罪魁禍首是歐巴馬與當時的國務卿希拉蕊，是他們導致各國與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惡化至此。俄羅斯因為擁有龐大的外匯存底，順利度過美國的經濟制裁。中國的資源豐沛更是其他國家難以匹敵。因此，不需要期待聯準會與中國人民銀行密切合作的可能性。

不過，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強烈批評，中國的外匯存底主要是靠著金融與外匯管制累積。如今中國重新緊縮外匯管制，成功阻止外匯存底的流失。不過就經濟面而言，這項政策只獲得部分成功。另一方面，中國正陷入內部的權力鬥爭，菁英的首要考量是自身財富的安全，政府領導階層則是希望維穩。金融風險依舊居高不下。正如同偉大的經濟學家阿巴‧勒納（Abba Lerner）曾刻薄地評論道：「經濟學將解決政治問題視為領域範圍，因此贏得社會科學之后的頭銜。」但中國政治經濟的未來以及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並不屬於經濟學的範疇。

崩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