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VID-19危機期間,世界各地醫療體系勞工辛勞提供公共服務、無私奉獻與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等非凡價值觀獲得了舉世稱頌。眾人的喝采聲令那些勞工士氣大振,但在此同時,鮮少人記得經濟學家曾冷漠地主張這些勞工的工資(他們的微薄工資通常導致他們不得不花漫長的通勤時間去搭乘高風險的公共運輸工具)反映了他們對社會的邊際貢獻(marginal contribution)。取而代之的,世人的確一度承認某些價值觀無法被訂價。然而,不出多久,有心人為了制訂封城的退場策略,陸續提出一些針對「人命的價值」和「封城的經濟成本」進行比較的評價分析。
客觀價值論
為什麼亞馬遜公司被金融市場評為世界最有價值的企業之一,但亞馬遜雨林那一片巨大地理區的價值,卻沒有出現在任何帳本上?除非它的森林被砍伐殆盡並轉變為農田?有誰算得出在第六次生物大滅絕(Sixth Mass Extinction)中永遠消失的物種究竟有多少價值?為了探討價值是否必需先被訂價後才能被評估,且讓我們先討論價值的概念。
價值與價值觀彼此相關,但又截然不同。最廣義來說,價值觀代表行為原則或標準。價值觀是判斷「生活中什麼事物重要」的標準,價值觀決定了在生活中採取什麼行為最好,或哪些生活方式最好(這個領域的研究稱為規範倫理學〔normative ethics〕)。價值觀的例子包括誠信、公平、責任、永續性、尊嚴、理性與熱情。
價值則是對「某項事物值得多少關注」的看法,即那項事物的重要性、財富價值或實用性。Value的動詞則是「認為某人或某物很重要或有益;對某物表達推崇的意見」或「估計某物的貨幣財富價值」。價值並不必然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具體的時間或局面而改變。以莎士比亞的理查三世(Richard III)為例,他在戰役中絕望地大聲呼喊「馬,給我一匹馬,我願用我的王國換一匹馬。」,另一個例子是民眾在這場大流行傳染病期間賦予基本日常必需品以及醫療業勞工的評價。
這些例子凸顯出一個事實:通常一般人會以相對的方式,來描述一項商品或勞務的經濟價值-即為了換取另一項條件或商品,願意放棄「多少」值得擁有的條件或商品。以貨幣用語來表達時,這就稱為「交易價值」(exchange value)。在經濟學領域,交易價值、使用價值(use value)和內含價值(intrinsic value)之間的區別,經常引發激烈的辯論。
愈來愈多人認為某項事物的貨幣估計值等於它的財富價值,並進而認為那一項財富價值等同於社會價值觀。大致上來說,目前鮮少人質疑經濟學學說當中的價值主觀(即價格)理論(儘管這個理論曾引發很多爭論),因此,這個理論已被商學院視為一個天經地義的道理,社會上對更深層社會價值觀的看法,也經常取決於這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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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對經濟、社會與政治造成的影響,促使一個接一個卓越的思想家提出許多新經濟價值理論。這些人後來就成為一般人所熟知的古典學派(classicist),這個學派的三大巨頭是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與卡爾.馬克思,他們的影響力至今猶存。
古典學派人士聚焦在政治經濟體,他們的經濟學研究屬於社會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他們的方法以市場的發展為核心,並依據當時的巨大社會與技術變遷脈絡,誠實探討經濟成長與價值的分配。那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成長、都會化、工業化與全球化時期,而他們就在那樣的環境中進行研究。當今很多人認為經濟學是一種可自外於那種瞬息萬變的動態的中性技術學科(neutral technical discipline),如果當時的古典學派人士到現在還活著,想必會覺得現代人的上述觀點極度古怪。
亞當.斯密是非常多人公認的經濟學之父,他迄今不朽的影響力證明了他個人學問的力量和廣博精深。舉個例子,我在英格蘭銀行任職期間,我們經常利用他的真知灼見來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包括貨幣在加密資產時代的未來,乃至二○○八年金融危機後如何重建金融市場的社會基礎等等。
事實上,亞當.斯密的著作警告,將貨幣和資本畫上等號,以及斷絕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都是錯誤的——如果只選擇性閱讀《國富論》的少數篇幅(儘管那些是公認精彩的內容),就可能犯下那些失誤。這種將亞當.斯密描寫為「自由放任之父」並導致他顯得可笑的行為,嚴重貶損這位最深思熟慮且最寬容的入世哲學家。
貫穿亞當.斯密所有著作的核心概念是:連續不斷的交易是人類所有互動的一部分。他所謂的交易不只是市場上的商品與勞務交易,還包括語言意義的交流,以及道德與社會規範形成過程中的彼此關懷與尊重。人類是群居動物,他們是經由自己的行動以及在所有人類存在的領域中,與彼此互動的過程來自我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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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我們將在後續幾個章節討論的,那些回應啟動了一個從根本改變了價值觀點的流程,包括產出商品或活動的內含價值,乃至消費那些產品或活動的旁觀者眼中的外在價值。漸漸的,我們將商品、活動與勞動力的市場價格和它們的財富價值劃上等號,並認為那些財富價值等同於社會價值觀。如今,第四次工業革命與新冠肺炎危機正共同導致人類社會發生巨大的結構性轉變,而若無法認清這些價值觀念上的誤謬,可能會對我們解決那些巨大結構性變遷的成果造成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