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12 歲時接受過一次卵巢囊腫手術，那段記憶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細節，只記得術後自己醒來，肚子上有縫線與繃帶。十幾年來我一直習慣告訴朋友，我只有一個卵巢。直到某一天，我突然發現我無法那麼輕易說出口，因為我開始擔心起自己的生育未來。尤其當這個未來突然不再遙遠，而是與「現在」只有幾步之遙時，我被迫正視那個問題：「我還有多少機會成為母親？」

某天例行回診，醫生提起了一個建議，聽起來理性又遙遠——「你可以考慮凍卵」。他提醒我，只剩一個卵巢的我，未來想懷孕可能會更困難。我當下什麼也沒說，點了點頭。但這個建議像一顆種子種進心裡，在幾週內迅速長出枝枒。我開始不斷思考這件事，也開始想知道，到底還有多少人像我一樣卡在同樣的位置？

幾個月後，我去參加了一場在曼哈頓舉辦的卵子冷凍宣傳活動，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這個世界。一位生殖科醫師在聽完我的故事後，直接將名片塞到我手裡，請我打電話預約諮詢。走出會場時，EggBanxx 的人遞給我一個禮品袋，裡面有一把巧克力蛋，以及一張價值1,000美元的療程折價券。

是機會、是希望，還是更焦慮？

我準備啟程。

我預約了紐約大學朗格尼中心的諾伊斯醫師，那是美國最早提供非醫療原因凍卵的計畫之一。她穿著白袍，戴著時髦眼鏡，有種精明卻不冷漠的氣質。她問了我許多問題，關於我的工作、我的計劃，並說我「很令人印象深刻」。她像是在幫我描繪一幅可以擁有更多選擇的未來圖像，但她也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凍卵不是保證，它只是機會。

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唯一陷入掙扎的人。在我採訪過的女性裡，蕾咪是那種在醫學界與現實之間找到自己方式的人。她是一名住院醫師，在 38 歲那年進行凍卵。每天清晨六點，她起床自己打針，再匆匆趕去醫院、準備考試。她說：「我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自由才做這個決定。」她冷凍了13顆卵子，那像是一種「讓我能夠喘口氣的選擇權」。但她也說，那段時間，她感覺像機器一樣活著，無暇思考什麼是真正想要的未來。

另一位女性則截然不同。她是單親媽媽，孩子已經上小學。她決定凍卵是因為想再生第二胎，但不想急著進入一段關係。她用人工授精生下第一個孩子，現在希望能為自己的孩子多加一個手足。她說：「我不想再為了家庭忍受關係。我想自己決定。」

我準備好了嗎？

我來回思索她們的故事，也看著自己的。我想過許多情境：未來某天與伴侶一起養育孩子、自己成為母親、也可能什麼都沒有。我努力讓自己相信，多知道一點就可以少一點不安，但不管問多少人、查多少資料，問題還是回到原點——我現在要做決定嗎？我準備好了嗎？

那時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太想控制這一切了？懷孕、時間、決定，甚至是情緒本身。我發現自己不斷追問的其實是：如果我不能控制未來，那我還算是一個有選擇的人嗎？

我們活在一個鼓勵掌握人生的時代，我們能凍卵、能工作到40歲、能買自己的房子、能不結婚，但在「可以選擇」的背後，也藏著一個隱而未顯的壓力：你做了什麼準備？你做出選擇了嗎？

如果我沒有選擇凍卵，是不是就代表我不夠積極、不夠負責、不夠自由？還是，我可以允許自己，暫時不決定，給自己一點混亂與未知？

那晚，我沒有回答自己。但我想，也許這才是我第一次，真的開始思考「我要什麼樣的人生」。

大凍卵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