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不只改寫市場，也成為戰略工具。當演算法介入金融制裁、資產操控與資訊戰，國與國之間的安全平衡進入全新博弈：預測成為武器。

任何過分信賴，都可能摧毀彼此假定自己或對手會理性思考，是相互保證毀滅的基石，任何會扭曲或者降低對理性的依賴，都可能是不穩定的因素。明顯引發不穩定的案例，在攻擊鏈中都包含了非理性的行為者，例如伊朗的什葉派領袖。AI ／GPT 也可能帶來類似的因素。

1983年，一場核戰差點爆發。不是因為飛彈升空，也不是因為錯誤命令，而是一套電腦模型的預測：VRYAN。這是蘇聯KGB開發的系統，用來計算美國發動核子第一擊的可能性。根據數萬筆資料，VRYAN計算出：蘇聯只剩下45%的「戰略安全比率」。這意味，美國可能會選擇先發制人。

就在同一年，美軍發起「優秀射手」軍演，模擬核武部署與反擊。蘇聯高層陷入恐慌，開始懷疑這是掩護真實攻擊的行動。而VRYAN的模型預測正讓這個猜疑變得更具「科學依據」，致使戰爭一觸即發。

危機最終解除，不是因為VRYAN失準，而是因為一名蘇聯軍官佩魯茨違反了程序。他拒絕升級軍備，憑直覺做出冷靜判斷。沒有依模型行事，反而避免了一場核戰。

AI不懂虛張聲勢，只懂升級風險

AI／GPT系統今日已廣泛應用於金融、軍事、外交與戰略模擬。我們信任它們分析複雜資訊、預測風險、建議行動，但我們忽略了一點：AI並不理解人類行為的曖昧空間。

當對手升高軍事態勢只是為了虛張聲勢、創造談判籌碼時，人類或許能感受到背後的不安與試探，選擇不升級。但AI不會有這種判斷。AI看的是資料與模式，進而判定升級行為就是威脅，因此應該升級回應。它不懂得恐懼、虛張、試探、誤解，也不考慮「這可能只是誤判」。換言之，AI的理性可能摧毀我們依賴理性的和平架構，真正的和平基礎，反而是奠基於人類的猶豫、懷疑與延遲。

中美的AI軍備競賽：比冷戰更危險的結構

冷戰時期的美蘇對峙雖然危險，但至少雙方有文化與制度的交集：語言邏輯、宗教背景、外交慣例提供了基本的理解空間。但今天，美國與中國之間幾乎沒有這樣的共通點。雙方彼此理解更少，因此更依賴AI來解讀對方行動。

中國的核彈規模遠小於美國，這讓它更傾向透過AI／GPT模型模擬戰略情境，以補齊在軍事上的劣勢。這種依賴是制度化的：中國的決策由上而下集中執行，對於模型建議更傾向信任與採納。而美國為了不落人後，也加速開發深度演算法與高階軍用AI。雙方陷入了AI升級的軍備賽。

AI的理性會互相激化：一方升級，另一方模型偵測後也升級，雙方在演算法邏輯中自動踩上對峙的加速踏板。這不是理性互信，而是技術邏輯的強化回圈。而這些模型，不懂文化，不理解歷史，不會分辨模糊信號與真實意圖。

不要把發射權交給一個不理解後果的系統

我們不能假設AI會拯救我們。真正阻止戰爭的，從來不是模型，而是那些違反模型的決定。我們應該拒絕讓AI進入攻擊鏈的核心角色。它可以協助分析、模擬與建議，但不應主導判斷。因為AI看不到人類行為的灰階地帶，只會放大我們原本就存在的偏見與誤解。不管是核武、金融制裁或戰略誤判，當我們讓AI在關鍵情境中代替人說「開火」，我們就等於把文明的未來交給一個沒有直覺的系統。

實際上，我不是在批評技術本身。AI是強大的工具，它帶來的高效、正確都是無庸置疑的，但它不該變成我們決定開戰與否的依據。我們已經歷過無數次靠直覺避免的災難——佩魯茨、佩卓夫、甘迺迪與赫魯雪夫，他們都在某個關鍵時刻選擇了延遲與對話，但AI不會做這些選擇。 現在，我們正將這些選擇的權力，交給一套訓練自我們偏誤資料的模型。它不懂人性，卻在主導人類未來。如果AI建議我們攻擊，那麼在那個時刻，我們必須記得：我們不能讓AI的預測成為自我實現的劇本，因為錯誤的決策可以被修正，但核彈不能。

生成式金融危機